潘志明說，當自小一起同學突然要分開，對孩子來說難免造成心理傷害。

庇道
除了官立學校和國際學校，目前在澳的少數族裔學童也有相當一部分就讀澳門明愛屬下的庇道學校英文部，隨著學生人數增多，這學年也開辦了高中，方便學生原校升學。每年該校至少有4、5名外籍學生因父母在澳工作結束要中途輟學，「有時還有一、兩個月就要畢業，家人卻要離開！」每每遇到這種尷尬情況，身兼明愛總幹事的校長潘志明都會寫陳情信，希望部門酌情延長學生的逗留期限，或者另卷考試讓學生早一點畢業，以免他們白讀一年，學校和老師會盡力配合家長工作的突發情況，但對於出入境制度上的限制只能嘆句「無能為力」。
今年英文部的學生有123人，其中為數最多的是菲律賓，另外也有來自越南、泰國、柬埔寨、巴基斯坦，甚至非洲等地區，就像一個「聯合國」。潘志明笑說，來自不同族群的學生，有時尚未能用英語交流，言語不通，但指手劃腳用身體語言補足，一樣相處融洽。「我們開始都擔心溝通會遇到很多困難，實際上比想像中好！其實他們是有辦法的！本地學生也歡迎不同國家的同學。」
練習好好說再見
不少同學都是隨父母而來暫居澳門，分別有時來得很急很突然，只要父母工作期滿或被調職，子女的逗留許可也會同步取消。在這所特別的學校，學生學會如何相處，也學會如何好好說再見。
潘志明記得近期有一位名叫João的學生 ，由於母親的工作安排，只讀了四分一學年就要回到菲律賓。本來他預計只有自己為這學生送行，想不到在機場卻看到全班總動員去送機，同儕之間依依不捨。另一個同樣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是，有一位女生Dacilia因在路氹城博企任職管理層的父母要回國，無法親身參加初中畢業禮，同學就想到用電話視訊即時轉播，讓她能遙距參加畢業禮，老師在當天也照樣有宣讀她的名字，讓她能和同學「一起畢業」，這也算是一種力所能及的心理補償。
「雖然每年中途離開的只有四、五個，但對學生、學校都是傷害。他們是自小一起學習的！」校長助理梁小姐續說：「今年已經走了三個……今天又走了一個學生叫Ericka。」潘志明表示，即使只相處這麼短的時間，孩子間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當一起學習多年、要好的同學突然要分開，對孩子來說難免造成心理傷害，學校亦要特別注意孩子的情緒變化，「小孩子無法幫到同學，但大人又可以如何關顧到呢？我們也要讓同學有心理準備，讓他們日後保持聯絡。」
強行拆散家庭     至於家長的困境，潘志明引用了在明愛接觸的另一個案例：一個在茶餐廳工作的移工，即使僱主為其五歲的女兒求情，保證為其支付學費，但其逗留許可仍然無法續期，無法避過幼年與父母分開的命運：「那位移工認為自己可以照顧到孩子，只是制度無法照顧到他。」他又反問：「在強調照顧能力以外，是否也需要讓孩子跟隨父母呢？」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不回去呢？」潘志明這樣回應：「這對夫婦的收入是可以照顧到一家人在澳門的生活，那為何還要令他們分開呢？政府能否提供制度上的空間，不致讓這些孩子中斷學業？」不少外籍學生家長寧可向公司請假都要參加子女的畢業典禮，甚至為學校活動準備食物等，由這些細節都可看到外籍生家長很重視親子之間的感情。但無奈是澳門的政策已改變，潘志明說在現行制度下，讓移工子女留澳需要申請人證明自己的收入合符「標準」，以往靠社會網絡支持的做法已經行不通。
社會人情味減退
澳門經濟正走下坡，潘志明也留意到近年外僱退場的速度來得急且快，「以前往往還可以等到合約期屆滿才離開，讓他們有時間準備，不會像現在那樣中途取消簽證，現在企業對經濟、人資都看得很緊。」他批評有的企業炒人，只是為了再請更廉價的勞工，節省成本，但被調走的人本身工資也不高。 
「政府也把有子女的移工看得很緊，怕他們無法照顧到兒女。不過至少在我們這裡並非如此。而且即便如此，菲律賓的社區仍然能幫上忙。……現在社會是否變差了、人情味少了？現在多了人認為『他們只是一段時期為這社會做事，時間到了就要離開，沒有什麼要了解的。只不過是學生中斷學業，有什麼可幫到忙？』」他預計這樣的情況會日趨普遍，但他不認為現在社會不再幫助移工，只是以前沒有那麼多移工，不會很聚焦來看。
外地學生無法享有免費教育，庇道對於一些基層家庭都會提供學費減免，「我們是容許他們逐月交費，怕中途突然離開。遲交當然也可以，有時是父母出糧的問題……」
近年澳門的外籍學生人數漸多，但潘志明認為，教育上對少數族裔學生的關注還是遠遠未夠。「比起香港，澳門尚未調撥資源為少數族裔學生強化中文教育的體制，考大學有中文科，中文也是官方語言，我們也會設中文課，有外籍學生的成績也不錯，只是沒有作文和古文課而已。」至於原居地的歷史、語言等課程，潘志明說會在正規課程外另外開班講授。校內除了中國人和菲裔老師各佔一半外，他近來也從菲律賓聘請了修女，教學之餘也能為學生提供信仰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