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外來有外來的好，因為它夠新、夠時髦，不會像滿口仁義般被認為是迂腐落後的思維。類似的情況還有「包容」，毫無疑問，接納、包容和寬恕，原本都是基督宗教所提倡的美德，與中國文化無涉，雖然墨子喜歡講「兼愛」，但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一向都是「愛有等差」的──你跟我多親近，我就有多愛你，甚至衍生成「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的說法。傳統中比較接近「包容」的道德標準應該是「和」，也就是即使面對與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亦應與他形成良性的互動，以建立和諧的群體秩序；可是儒家講的「和」，與基督宗教有著頗大差異，它不是無條件的包容大愛，相反，這個「和」強調的是不苟同、不隨波逐流，所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是也，若只顧著和諧而不問是非對錯，那就是「小人」，是「鄉愿」，更是「德之賊」。
當然，在西方的宗教脈絡中，「感恩」和「包容」也不是不問是非對錯的盲目之舉。耶穌說要饒恕有罪的弟兄七十個七次，這是神對世人的包容和恩典，而世人對神的赦免和賞賜都要心存感恩。換句話說，這兩種美德，是模仿著神人之間的宗教關係而建立在人際關係之上的。但任誰也知道，一個教徒要去求寬恕求包容，前提是他先認罪、懺悔，承認我們都是罪人，而非厚顏無恥地央求上帝「包容」一下；至於感恩，更是內發的虔敬之心，畢竟你不是天主，無法大言不慚地強制別人向你感恩。
最近幾年，無論港澳，「感恩」和「包容」這兩個原應出現在德育課和宗教課的詞彙，竟然變成最常出自政界人物之口。「爭取民主應尊重包容」、「面對中港、中澳的文化差異要多多包容」、「中央全力支持港澳發展，我們要學懂感恩」，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洗腦式口號，當然少不了鄰埠蔣議員曾驚動一時的金句：「飲得人??東江水，你就要感恩。」
「我們要包容」或是「我們要感恩」，在進入政治語境的時候，兩句的深層涵義有著微妙的不同。就筆者記憶所及，近年的「政治修辭學」裡，「包容」一詞比「感恩」要出現得更早一些。「包容」有對本地和對大陸兩種用法，前者像是「爭取民主應尊重包容」、「尊重包容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等等，其言下之意是對「激進」言論和行為的不包容，它鼓勵的是「和理非非」，灌輸著某種便於政府管治操控的意識形態：保持和諧，比揭示和控訴社會的不公不義來得重要。這是對內、對本地的層面。但「包容」一詞的頻繁出現，其實更多是緣於緩和中港、中澳矛盾的需要：面對大陸同胞的文化差異行為，我們要「包容」一下。這種說法，問題還不算大──儘管它有點不問是非對錯，但勸籲我們包容包容，至少還是肯認了「我們」的主體性，不是要求奴顏婢膝地全盤「硬食」。可是「感恩」就不同了，對中央為港澳做的一切「感恩」，這立場的潛臺詞就是「要不是我們中國人，你們香港／澳門早就完蛋了」，所以你們不但不能再要求甚麼真普選，要滿足現狀，更應學懂「報恩」。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過後，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曾有評論說：「澳門樂天知命，心懷感激；香港卻顯得有點叛逆，有點抗拒。」顯然，大陸希望港澳做到的，不只是「包容」，還得「樂天知命，心懷感激」：我沒給你的你不能拿，我給你的你要感恩圖報。
如果說，在政治修辭學裡的「包容」還帶著一點主體性的話，「感恩」就是意味了全然的服從。前者是雙方地位接近平等，後者則是從屬關係。從中央的港澳政策來看，他們理想中的狀態，自然是後者而非前者。由此，我們也能理解，為何兩地矛盾開始白熱化之際，官方用的說法常常是「包容」；但隨著時間推移，「感恩」一詞的使用頻率，便直線上升。政治修辭上的此消彼長，正正暗示了權力博弈的局勢變化：從「兩制」並列到「一國」優先，從不卑不亢到奴顏婢膝，「包容」與「感恩」的遞嬗，不就是港澳與中共近年關係的縮影嗎？
譚俊榮說，政府資助暨南大學一億元人民幣是合情合理，大家要「飲水思源」、懂得「感恩」。不要問為甚麼對臺大政大臺師大等培育更多澳門專業人材的臺灣院校的僑務機關就不去撥款不去感恩，只要明白了上文所說的政治脈絡，就會懂得「感恩」的真諦：譚司長的說辭，完全「符合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