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基金會總部二樓的房間，一個舊阿爾坎塔拉鱈魚倉庫，裝飾著從傳說中的艾維斯餐廳裡（Calouste Gulbenkian住在里斯本時曾在那裡用餐）弄來的飾品。 「都是1940年到1950年那個年代的。請看那個巴西的印第安人」，東方基金會主席孟志豪強調，他看向一個在我看來似乎是彩色木料的雕像，光禿禿的，棕褐色的身體上裝飾有金色的突起。

這位東方基金會主席——擁有2.85億歐元遺產的巨頭，喜愛這里遠勝於其它餐廳。在這個更容易讓人聯想到二戰時期葡萄牙的環境中探討關於21世紀中國的交談十分有趣。二戰時葡萄牙被視為和平的避難所，因此這位亞美尼亞大亨逃難至此。 「我們能出來就是十分不錯的運氣了」，孟志豪說，並提到了古爾班基安基金會。

東方基金會對葡萄牙來說也是一大幸運，它誕生於孟志豪談判的博彩合同——在在1980年中期時他是澳門特區政府的二號人物。午飯前，我們在另一個房間裡稍微交流了一會，坐在沙發上，吃了點松子和葡萄乾，喝了威士忌（東道主）和蘇打水。

「在午餐前我總是要喝一杯加冰的JB酒。而到了晚上，尤其是在夏天坐船時，我會喝杜松子酒和補品」，這位知名的慈善家說到，他仍與澳門及PS有聯繫，並繼續作為一個銀行家職業生涯。 「我在8月1日慶祝了50年活動」，他告訴我，並藉機抱怨腿開始酸了。他73歲了。

這是孟志豪先生前澳門時期人生縮影的座右銘，一個小女孩因為有一個著名的祖父（普利瓦倫特醫生）而有了一個向孟志豪先生詢問他有多少錢（「我當時不知道」）的機會；他在一次卡希亞斯（他的叔叔因政治問題被關押在那裡）之行中認識馬里奧·蘇亞雷斯先生。孟志豪先生1942年出生在里斯本的Largo do Carmo。我問他是否出生在家裡。 「不是，是那裡的一家診所。現在是一家獸醫診所了，你想像一下」，他回答，露出將在整個午餐中顯示的幽默感。他承認自己來自高資產階級，「大部分來自父親一方，少部分來自母親」，而且他有一個「金色的童年」。

他從來不覺得缺少什麼，儘管還記得戰後的年月裡的定量供應。他在法國公立中學的英語學校學習，然後去了英國留學。 「軍隊給了我出路」，他承認。但是他最初想進入造船專業，最終卻是在倫敦學習了一門國際貿易課程和「我們通常所說的高級商業研究高等課程」。他兩次進行軍事檢查，但都沒合格。 「我有哮喘」。他至今都在考慮海外和戰鬥。他還在法國生活了一些年。

孟志豪先生把玩著一支煙，他表示自己試圖每天抽不超過15根，雖然並不總是成功。然後又繼續陷入回憶之中。當我們談到海外省時，他回憶說他擔任過幾內亞和海地領事。在杜瓦利埃時期，我十分驚訝的提問。是的，而他對此的解釋是當時有一個進口比利時裝飾的辦公室，自己還在里斯本榮譽代表海地。但是一個加勒比海兩日遊和在美國銀行管理課程學習時的小假期帶走了他所有的疑惑。 「我去一家賭場，而且我總是贏。我開始覺得奇怪。我在1 200美元時收手了，因為我意識到他們做了一切讓領事先生能贏的事。我給我的妻子買了一個禮物，不管如何我都來過一場。然後領事的一切都結束了」。

我們走進要用午飯的房間。孟志豪先生手上有在需要時一個呼叫人的白色按鈕。一張二人桌子，亞麻毛巾、古老的餐具和銀刀具。孟志豪先生喜歡優質高的好東西，只需看看他遺贈給葡萄牙的藝術收藏品就能感受到。復古的環境讓我們感覺似乎身處在古老的艾維斯談論更為個人的話題，他多次提到收養的八個孩子，總是提及東方基金會主席的履歷：「我是八個孩子的監護人。他們成長在佩德羅蘇什由Santa Casa提供的家裡。現在他們都成年了，最年長的一個有36歲。我與其中一些的接觸比較多」。這個稱謂可憐孩子的監護人的想法來自他的妻子安娜·索菲亞（社會工作者），他們一起創建了Monjardino基金會以繼續幫助孩子們。 Monjardino是安娜·索菲亞去世的前夫。她也是三名年齡較大孩子的母親，現在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兒。

鮮奶酪均勻的分佈在小喬的三明治中，還有半個哈密瓜等待上桌。現在是時候進入較為嚴肅的中國話題了，孟志豪先生1986年在共和國總統蘇亞雷斯的指示下來到澳門。 「有兩件人們常說的關於我的事情，但並不切實：一個是我是好戰的PS分子，還有就是我是共濟會成員。但我過於懶散並不適合進入一個政黨，而且我的俱樂部是體育俱樂部」，他又幽默了一次。他強調，就是不想為任何人命令的擺佈造成了他在澳門的「不愉快」。 「他們認為一切都已板上釘釘。所以是有PS的人參加競選讓我不擔任政府領導，而是他們想要的澳門生活勢力，但我已經說過我不想要這份工作」。

主菜是高品質咖啡醬牛肉配炒蔬菜和薯條。紅酒？孟志豪先生這次更青睞白葡萄酒，因為更有新鮮感。一瓶產於2012年的里斯本本地葡萄酒Stanley Chardonnay，由博彩業大亨和朋友成立的何鴻燊基金會生產。 「當他們知道我要去澳門有人願意組織一個午餐把我介紹給何鴻燊先生時，我接受了。但當我們坐下來時我對他說；『看來您已經認識他了』，我告訴他， 20年前我的母親曾打電話來叫我給一對中國投資者展示Quinta da Marinha。他就是其中之一」。

孟志豪先生抱怨在澳門的工程，從機場項目到其它基礎設施的建設——回歸中國後的17年，促進了博彩世界資本的成功，澳門擁有比拉斯維加斯更多的賭場。這一切都歸功於博彩合同——他擔任經濟，金融和旅遊司司長（和副理事）時談成的。這個博彩合同是誕生於1988年的東方基金會的基礎——「基金會獲得總收入的1.6％，直到1996年年底因為來自中國的壓力才被停止，理由是基金總部設在里斯本」。

他說自己非常欽佩中國，同時非常喜愛中國的美食，儘管這頓午餐沒有選擇中餐。他讚揚了愛都賭場餐廳，還有一家Almirante Reis附近的香港餐廳以及一家在埃拉斯的「boa sorte」餐廳。他用自己在澳門的經驗給出了這樣的警告：「我在那裡跌落雲端，我試著虛心意識到這一點」。是的，一塊被葡萄牙統治了超過400年的中國土地只可能是一個挑戰，我回應到。 「我心平氣和的對待他們，因為我開始理解了他們一點。例如，他們晝夜工作，但事情還是不斷出現。因為我無法把事情仍在辦公室塵封，只能工作」。他還補充說，得益於葡萄牙的善意，中國在十六世紀擁有了第一批歐洲人登陸。 「中國可以用老朋友的身份來跟我們交談，他們非常重視時光」。

對於甜點是水果還是Santini雪榚；主人選擇了百香果和覆盆子；我只選了覆盆子。我們繼續關於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話題，孟志豪先生認為中國「有條件到達今天的地位，甚至是與美國平齊的世界強權」。他同意一黨政權將會繼續，只要人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條件在逐年改善。 「他們要做的是穩定這一點。因此，中國現任國家主席大力整治腐敗問題，而經濟水平有所有贏得成功的條件，特別是有非常強勁的國內市場」。

我們以一杯咖啡來結束午餐。孟志豪先生重提了葡萄牙在中國的良好形像這個話題，他遺憾我們沒有條件抓住善意的浪潮：「我們對於中國來說非常特別，因為中國方面特別認同我們；非常、非常接受我們；還有一點就是我們有東西或部門可以提出與中國成立合資企業，因為我們有的非常少。我們的商業天花板就在於此，而非別的。如果我們有像德國人那樣的汽車製造廠，我們早就與中國進行貿易了」。但這類善意是有規則的，這位東方基金會的主席經過。當他們不尊重我們時，我們絕不表現出屈從。 「與中國人的關係必須是友好且堅定的，不能卑躬屈膝，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負面的」。

儘管東方基金會總部的旁邊就是東方博物館。 「我們在那裡開了一家餐館，這家餐廳有現在被稱為里斯本最好的早午餐之一，我可以隨時去，但其他人必須提前2週預訂。就算我自己想預定，如果不說我的名字的話，電話那邊會這樣回應『不行，您必須預定，這個星期已經預約滿了，只能預約下個星期，而且下週幾乎都快被訂滿了』」，孟志豪先生講到。我和他坦白我之前認為午餐會設在那裡——在驚喜的知道這間有著艾維斯記憶的房間之前。他藉此機會說到：「博物館裡除了展示來自印度、中國、日本件的優秀收藏品，還有與其它博物館稍稍不同的特點。因為它不僅是一個博物館，我們還叫它拉托文化中心。我們有關於一切的課程，我們有瑜伽班、太極班等等永遠不會結束的課程單。我們還有音樂會」。

午餐以孟志豪先生談到在20世紀90年代艾維斯（在希亞多版本）一個著名的晚餐結束，據說在那場晚餐上蘇亞雷斯聚集了一批忠實者密謀反對當時的首相卡瓦科·席爾瓦。這位東方基金會主席說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並沒有什麼策劃，甚至如今卡瓦科·席爾都這樣認為。

人們認為蘇亞雷斯「失敗了，然後我的父親和我去了巴黎然生活」。我抓住機會詢問他對本屆政府的看法，他否認了自己是好戰的PS，曾經他有考慮加入Belém 。 「實際情況比我預期的要好得多，雖然從一開始我就想成為樂觀主義者，但我從未想過工作會完成的這麼好。我認識安東尼奧·科斯塔有幾年了，他展示出自己有能力面對困難的局面，無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外部則是對歐盟採取的立場方面，他做得很好。而在內部方面，我同意他和左派集團以及PC的行為，於我而言似乎是一件很難完成的事情，但一切都在運行，我深信有科斯塔至少事情將順利時進行。他有平衡這些事物的能力」。

天氣十分晴朗，他猜會有一個乘船行程，然後配上一杯滋補的杜松子酒。也許吧。我們互相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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