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崔世安昨日率領包括五位司長在內的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委員會全體成員舉行記者會,鄭重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二零一六至二零二零年)》的正式文本。崔世安指出,這個澳門首份未來發展總體規劃，兼顧了短、中長期發展需要，是特區治理走向系統化、民主化、精細化的重要戰略部署。未來五年，穩定是大局，民生為優先。政府有決心與廣大居民一起，努力推進「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建設，不斷加強各部門的統籌行動和協同效應，持續提升綜合競爭力，齊心建設幸福家園，全力促進澳門長期繁榮安定。他又表示，特區五年規劃隨後立即實施，並會設立檢查、評估、調整機制及引進第三方評估，力求更有效地促進規劃的落實。
　　《五年發展規劃》從構思到擬制，從草案到正式文本，從對稱到發展，進行了多次諮詢工作，廣泛收集了意見和建議。諮詢對象既有本澳各界別社團及全體居民，也有內地和本澳的專家學者，尤其是曾連續參與編制國家五年規劃（此前是五年計劃）的中央政府相關部委，并在其全過程地指導下草擬編制。可說是集中了所有該領域的智慧，也酌情參考吸納了某些「反面」意見，并將之柔合在一而成。因而是走群眾路線與倚重專家路線相結合的產物，也是行政主導與群眾智慧交融匯聚的豐碩成果，以及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的具體表現。
　　《五年發展規劃》的編制過程及其內容，有兩大重要特點。其一是實施頂層架構設計，凸顯行政主導。《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實行行政主導，這是根據澳門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但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不是什么「政治實體」，因而不實施西方的「三權分立」，更不實行所謂「議會主導」的特點而設計的。尤其是在一個中國架構下的三個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地方行政區域，其中有兩個深受「議會政治」的影響，如台灣地區在馬英九掌權時，民進黨「立委」大鬧「立法院」，以霸占主席臺方式阻擾法案的審議，而學生更是索性發動「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煞停議會的運作；而香港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段阻擾有利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法案獲得通過，并煽動學生機其他人進行「占中」及「旺角暴動」等暴力行動；都使得政府的政令出不了政府總部。這就跟凸顯了行政主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澳門的態勢尚處于可控狀態。不過，仍然有某種妨礙行政主導的情況出現，使得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在執行合法及正當權力時，往往受到，某種程度的制肘，而影響行政效率及品質。在此前，問題反而發生在政府內部，尤其是在在第三屆政府期間，五位司長變成「五龍治水」，各吹各的調，甚至是某位司長在公開場合與行政長官不同調。而在第四屆特區政府五位司長的物色及任命過程，按照中央政府「新人事，新氣象」的要求，實行「十五年全下」，由行政長官崔世安挑選與自己配合度高度人選，因而結束了「五龍治水」的現象。但卻在立法會內，卻出現了未能正確理解行政長官是「雙重首長」，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政制設計，有意無意的要模仿獨立主權國家的立法機關制肘行政機關的模式，客觀上侵蝕和剝奪行政長官的行政裁量權，實質上是干擾基本法所設計的行政主導政制，如新《土地法》有關發展逾期土地的處置方式，就體現了這種心態。
　　行政長官崔世安學習習近平主席關于頂層架構設計的理論和實踐，成立高度集權的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委員會，其首項工作就是編制《五年發展規劃》。從昨日由特區政府自行公布的格式看，并沒有交由立法會審議表決，實際上基本法也沒有這樣的規定。由此，就可避免了某些政客為了自己的某些需要，而刻意阻擾的情況。當然，特區政府并非避繞立法會的監督及建議，在咨詢過程中就召開了立法會專場。
　　其二，是結束了過去長時間以來沒有計劃，隨波逐流，「睇餸食飯」的情況，有部署、有計劃、有目標地制定綱領性的施政計劃。實際上，不要說過去長期以來的前澳葡政府，就是澳門回歸後的前十五年的特區政府，不但是沒有制定發展規劃，而是隨波逐流，甚至自相矛盾，「否定之否定」，而且也沒有考慮與國家的五年規劃（目前是「十三五」規劃），及其他的涉澳區域合作發展規劃相銜接。
　　而今次制定《五年發展規劃》，是澳門有史以來首個有部署、有方向、有綱領，及系統化、民主化、精細化的發展規劃。并圍繞著中央政府賦予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任務，結合執行「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進行了科學的安排，分清主次緩急，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意改善民生，確立了「整體經濟穩健發展」、「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旅遊休閒大業態逐步形成」、「居民生活素質不斷提高」、「文化與教育持續發展」、「環境保護成效顯著」和「施政效能進一步提升，法治建設不斷加強」等七個發展目標，努力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
　　一位偉人曾經說過，「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結合澳門目前的情況，我們也可以說，《五年發展規劃》的網提出后，其余的目就張開了。對于發展規劃所列舉的「目」，本欄此前已有評述，不再重覆。但仍對其中的「宜居」，尤其是社屋與經屋的比例及分配方式，再置喙幾句。
　　目前，澳門社會基本穩定，尚未發生類似台灣、香港的情況，但也已有某些苗頭出現。澳門青年人的躁動，與香港、台灣不同。台灣、香港青年是政治、經濟、民生因素交織在一起。如臺灣青年對「二十二Ｋ」薪水十幾年不變，畢業即失業，「無売蝸牛」等，看不到未來，由此而演變為對政治的不滿；香港也基本上是如此。因而才爆發力「太陽花學運」及「佔中」、「旺角暴動」。直接的結果是以「太陽花學運」為主的「時代力量」，獲得五席「立委」，成為「立法院」第三大政黨；香港則是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雖然特區政府建立了「防火牆」，防擋打出「港獨」旗號的政客參選，但仍有其同伴或代理人當選，並成為立法會中的第三板塊力量，打破了過去建制派與泛民兩元對立的格局。
  　澳門同樣也有青年躁動的問題，雖然失業率不高，薪水還可以，但向上流動仍缺乏渠道，最大的困擾是居住問題。有政治反派試圖將此民生問題引向政治方面發展，「反離補」初試啼聲，隨後搞「民間公投」，意圖引向「公投自決」發展，也有人在媒體上長期鼓吹「自決有理論」。但終因澳門「半個解放區」的背景，而未能成功。不過，建制派卻為新《土地法》而發生分裂。
　　因此，《五年發展規劃》十分重視居住問題，崔世安也強調收回土地優先建設公屋，羅立文司長昨日又特別指出，社屋優於經屋，這總算是抓住了「牛鼻子」。
　　但仍可進一步深化。按目前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窮到符合獲分配社屋標準的居民已經很少，倘是以此方式繼續興建社屋，可能會造成很大浪費。因此，應調整方向，根據年青人「上樓難」的情況，在他們一時未能購買市場房屋，卻又不符合購買經屋條件時，對新婚青年開放入住社屋，即使其收入水準過線，也允許他們租用作「新婚房」。待一段時間，可轉為購買，條件更好的遷出自購市場房屋。這是穩住青年情緒，進而穩定社會的利器。尤其是他們對就業無憂，及對向上流動也無愁之下，可以解決其對結婚后無屋可住的后顧之憂。他們作為中產階層，就會優先考慮社會穩定的問題，不會為政治反對派的引誘所動，就將會使得政治反對派意圖將民生問題引向政治議題發展的企圖，失去焦點和吸引力。
　　（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