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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青年加強學習既要普及性更要專業型

2016-09-26 04:20
  真是應了「粵語長片」的那一句經典台詞:「時間過得好快」,轉眼之間,澳門青聯成立已經十年。在依照章程規定進行換屆選舉之後,前晚隆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澳門青聯成立十周年暨第四屆會長、理監事就職典禮」。會長莫志偉致詞表示,未來將從三方面繼續加強會務建設,包括繼續做好青年與澳門社會的聯繫人;繼續做好青年與特區政府的聯繫人;繼續做好青年與祖國發展的聯繫人。而教青局長梁勵在致詞時則表示,寄望青聯能成為團結澳門廣大青年的中流砥柱,希望青聯為青年的成長、成才、成功提供更多機會和更有效的平台,尤其是促進澳門與內地以及其他地區青年的交流,共同努力促進青年的全面發展,讓青年成為遵守法治、愛國奉獻、身心健康、樂於自立、勇於創新的年輕一代。
  澳門青聯成立以來,在加強自身錘煉的同時,也團結了大批青年人,一同學習,共同前進。因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其第一、二屆會長陳明金、李佳鳴,都在被安排在全國青聯的界別,獲邀請出任全國政協委員;而青聯領導層的其他成員,也大多獲邀請出任各地省級政協或副省級市政協的委員,其中有的還當選為常務委員。還有一些成員,出任全國青聯或各地省級青聯的委員,以至是副主席。但遺憾的是,不知何故,第三屆會長馬志毅未能按此慣例,獲邀請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按道理,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逝世後,作為不成文慣例,馬家應有一個名額填補,但也未見執行。因而成為「斷層之憾」。
  新任會長莫志偉,在就職典禮時致辭,重點表達的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下,澳門青聯將不忘初心,在原有良好的會務基礎上,以「關注青年、關心青年、關愛青年」為方向做好青年工作,廣泛團結各界青年,幫助和引領他們向上流動。青聯未來將從三方面繼續加強會務建設,一是繼續做好青年與澳門社會的聯繫人,將擴大其服務功能和影響力,引領各青年社團樹立「愛國愛澳」精神;團結各個階層青年,並因應其所需開展工作,促進他們成長和向上流動。二是繼續做好青年與特區政府的聯繫人,幫助政府了解他們想法,從而為實現青年個人事業的良好發展、本澳經濟適度多元化和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等目標獻力。    三是繼續做好青年與祖國發展的聯繫人,將利用自身與各兄弟省市青聯的良好關係,推動本澳青年認識國家、熱愛國家,把握時代機遇,主動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和澳門的美好將來而奮鬥。
  這三個方面,是澳門青聯的優良傳統,新一屆領導層當然要繼往開來,承前繼後,并將之深化及廣化下去。澳門青聯的成員,都有其本身的職業和業務,因而對青聯的工作都是利用業余時間進行,而不是專職從事青聯的工作。因而要做好這三個方面的工作,已經不容易。當然,如果精益求精,還可以根據目前的形勢發展,給自己施以壓力,更上層樓。尤其是響應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薛曉峰受王志民主任委托,在會見他們時提出的加強自身建設,做「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的推動者和貫徹者的期望。而要做好這一點,就必須加強學習,努力提高自己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水平,在此前的普及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到專業型的水準。這不但是更為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需要,也是針對目前澳門青年工作中,出現的某些新的態勢,以自己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論,更專業及深度的理解及認識水平,抵御及澄清某些偽理論干擾的需要。
   實際上,現在澳門特區的青年工作,正面臨著一種過去未曾遇過的新的而且頗為棘手的態勢,就是在反對派陣營中,有些人在赴台就讀時,根據自己的發展意向和興趣,專門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及政治研究所。而台大政治系所是專門培養政治人才的教育機構,藍綠兩大陣營的不少政治精英都是出自台大政治系所。即使是沒有考入臺大政治系所的一些人澳門學生,在「太陽花學運」及系列社會運動的影響下,也參與了這些活動,有的人還參加了「小英青年軍」的活動,跟著學習民進黨的運作手法,包括街頭運動的幕后操作等。無論是政治理論水平,還是組織發動群眾的能力,都已非過去相比。或許,他們日後畢業返澳後,在投入社會運動時,發揮某種較大的破壞力量;而在與澳門青聯的成員正面交鋒時,會占有某些優勢。實際上,前些年的「反離補」、「民間公投」等社運,就「小試鋒芒」,而在其組織發動者中,就有臺大政治系所的澳門學生。
   這就出現了兩種情況:其一、從狹義上說,可能會出現政治理論水平的剪刀差。就以大學政治學系為例,對「國家」這個概念的定義,臺大政治系的教科書,是按照國際公法的定義來詮釋的,即國家由領土、人民、政府、主權等四個要素而組成。而內地某著名大學的政治學系,十多年前筆者曾翻閱過其教科書,則是照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論述:「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這兩種政治論述在澳門特區應用,哪一種更適合「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看來讀者朋友們自己也已有所結論。
  其實,澳門反對派的元老,早年對「國家」的概念也是受到列寧這個論述的影響。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半年後就是國慶日,有反對派人士以「國殤日」為由抵制國慶四十周年活動。筆者撰文指出,「殤」字是「少年夭折」的意思,「國殤」即是咀咒自己的國家已經「夭折」;不能因為對政府不滿,而遷怒于自己的祖國,因為國家是由領土、人民、政府、主權而組成的,政府只是其中一個重要元素。而一位曾經修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反對派元老,則引用列寧的上述論述,反駁筆者的觀點。這也難怪,現在反對派中要取代老一輩的新秀,尤其是在臺大政治系所修讀者,會攻擊老前輩是「落后保守」。
  其二、從廣義上說,澳門的愛國愛澳力量,曾經缺乏深入學習的動力,而只是滿足於普及型亦即「淺碟化」的學習。這要從「一二三事件」之後的社會態勢發展說起。在「一二三事件」之後,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愛國愛澳力量一支獨大,幾乎沒有對手,各項成果來得太容易了,也就缺乏了深入學習的動力,固步自封。這不象香港的愛國愛港力量,在「反英抗暴」失敗後,不但遇到港英當局的鎮壓,而且還遭遇親台團體的對抗。他們在逆境中為增強自己的戰鬥力,因而發奮學習。因此,香港立法會中的建制派議員的政治水平就比澳門立法會中的建制派議員要高得多。
  當然,澳門建制派成員后來也曾惡補過,但多是帶職進行,而且是普及型的,甚至是「應付」式的,有「淺碟化」的傾向,為的是拿到一份文憑,以適應「專業化」的需要,如為適應教育法例,教師必須要有大學文憑尤是師範領域的文憑,而在華南師范大學等的協助下,修讀教育文憑課程。
  在過去,即使是普及型的水平,還可以應對得去。但隨著一批曾經參加「小英青年軍」訓練的學生畢業返澳,有可能會成為「小英青年軍」的澳門「支隊」或「別動隊」後,「淺碟化」的知識水平就將在與其進行論戰中,難以應對了。 就此而言,青聯組織青年團體學習,就需在現有的普及型基礎上,增強專業型的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專業理論水準。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