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意圖以「澳門模式」開闢「第二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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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欄昨日分析說，將要調來澳門接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的許君如，因為過去曾經長期在陸委會經濟處任職，並曾任經濟處處長，是指定參加兩岸談判中以經濟議題為主的談判的台方主談代表之一，因而與來澳前出任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前出任國台辦經濟局局長的徐莽（按：昨日誤植為餘莽，合更正），及來澳前出任海協會副秘書長的海協會澳門辦事處主任仇長根，又將會有「交手」的機會，甚至是在是否承認「九二共識」的議題上，精彩「過招」。

　　徐莽和仇長根在澳門任職，當然是要以宣導及維護「九二共識」為天賦責任。而許君如倘是真的會調來澳門，維護蔡英文政府的利益也是她的責任，這叫「各為其主」。尤其是不排除澳門特區實施「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居民和非居民都依法擁有言論自由的有利條件，傳播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甚至是對☆九二共識」做出錯誤解讀。倘真的發生這種情況，徐莽、仇長根等人就免不了要針鋒相對地予以「消毒（獨）」，因而也就是精彩「過招」了。

　而「精彩過招」，可能還有另一個內容，就是要利用澳門來佈局「澳門模式」，尋求開闢「第二軌道」佈局。曾記否？在去年「總統」競選期間，民進黨秘書長吳釗燮到美國活動時，美國人擔心蔡英文倘當選，卻又不承認「九二共識」，可能會導致兩岸談判中止。而吳釗燮則聲稱，如果蔡英文贏得「總統」大選，兩岸談判可能是以無需「九二共識」的「澳門模式」來進行。因為「澳門模式」是兩岸官員直接對話，故而海基會與海協會這個管道不再重要。

　　所謂「澳門模式」，是指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兩岸協商的另類模式。由於中國大陸堅持兩會復談應當堅持「九二共識」，在民進黨不願承認「九二共識」，兩岸事務又必需推進的現實情況下，中國大陸在當時發展出一套「行業對行業」、「團體對團體」在澳門商談的新模式。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張五嶽將「澳門模式」定義為「政府授權、民間名義、官員主談、公權力落實」。具體做法是就春節包機、開放第一類大陸觀光客赴台旅行等問題進行業務商談；台灣「交通部」、「陸委會」官員以民航團體、旅行團體顧問的身分參與商談，大陸的官員也曾以民間協會的身分與會。「澳門模式」雖未處理一中原則，也對兩岸交流取得部分成果，但因中國大陸當局與民進黨政府缺乏互信基礎，「澳門模式」也僅能就春節包機、第一類觀光客來台旅行等個別問題取得局部共識，並無法開展兩岸「三通」直航的商談。

　　由此可以想到，蔡英文當局在自己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的頑固立場，導致海峽兩會的談判嘎然而止之後，千方百計尋求「突破」，其中一個方法是要開闢「第二軌道」。「第二軌道」可能有多種方式，包括利用「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等智庫，與大陸智庫進行聯繫，透過合辦或參與研討會的方式進行傳話等。也有可能是利用兩岸之間涉及對方人民的各種事件進行交涉時，堅持要以協商方式處理善後事務等。比如，在處理「火燒車事件」中，就意圖要進行談判，但遭陸方識破，而未能得逞。

　　而「澳門模式」，則被賦予更高的地位，就是代替已「停擺」的海峽兩會的談判。其實，在去年六月間，原任國台辦經濟局局長的徐莽調任澳門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而原任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的陳星，也調任澳門中聯辦經濟部部長之後，民進黨的智庫人員就已猜度，這樣可能是北京已經研判蔡英文將會勝出「總統」大選，而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海峽兩會的談判勢必會中止。因此，就提前佈局，將在海峽兩會談判中起「主心骨」作用的官員調到澳門，佈局「澳門模式」，為未來以「澳門模式」協商代替兩會談判預作鋪墊。

　　實際上，徐莽和陳星（最近澳門中聯辦發表原研究室主任劉斌改任經濟部部長，未提陳星的去向）兩人，因其職務關係，都參與了海峽兩會談判中，涉及經濟議題的協議的談判，尤其是「ECFA」協商、簽署及其後續談判。而仇長根作為海協會副秘書長，更是連非經濟議題的談判都需參與。因此，估計北京方面並不排斥「澳門模式」，才會作出此人事佈局。倘果然認為有需要而採用「澳門模式」進行相關協商的話，兩岸的相關部委（會）戴上行業協會的「白手套」在澳門進行談判時，徐莽、陳星和仇長根就是幕後的「操盤手」，甚至走到幕前，直接協調指導。

　　因此有理由相信，台北方面將曾任陸委會經濟處處長的許君如調來澳門，就是相對應的佈局。在台灣地區的簡任十二職等的處長，對應於大陸部委的司局長，與徐莽等人相比照，正好無論是行政級別，還是專業性質（經濟），都是相對應。倘真的有「澳門模式」的話，那就是「棋逢對手」了。

　　台北方面的設想是否「一廂情願」？現在還很難下結論。按照現在北京的說法，倘蔡英文仍然無法交出「完成的答卷」，是不會給予任何的機會，而且還將是「嚴防死守」地堵塞一切漏洞，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兩岸談判的。但當突發某些必須由兩岸的公權力機關合作才能妥適解決的重大意外事件時，倘仍然堅持拒絕與對方接觸，使得遇到意外的台灣同胞未能及時脫難，似又是無法落實習近主席「兩岸一家親」的指示。在此情況下，「澳門模式」或就要上場了。在既不是大陸又不是台灣的「第三地」進行協商，而在屬於中國領土的第三地中，香港的政治勢態似乎並不適合埶，因而已經有過此類經驗的澳門，就自然而然地承擔此任務。或許，這就是陸委會要將許君如調來澳門的原因之一。

　其實，在兩岸關係史上，澳門曾積極地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從在「八二三炮戰」中，將毛澤東透露的信息公開報導出去，及將毛澤東、周恩來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六條」親手轉交給蔣介石父子的曹聚仁，在病重時，由周恩來親自安排（具體執行是費彝民、柯正平）在澳門鏡湖醫院醫治，到本澳知名人士汪長南的父親汪德官，因與汪長南同父異母的妹妹汪長詩嫁給蔣經國兒子蔣孝武的關係而成為姻親，一九八七年當蔣經國病重時，前往台北探望，香港新華社台灣事務部負責人黃文放托其帶去一盒有關蔣家在奉化的祖墓等修葺情況的錄影帶，使蔣經國看後大受感動，下定決心開放老兵以至是民眾前往大陸探親，打開了兩岸交流的大門；從曾任趙紫陽機要秘書的高敏，利用在澳門國際機場建設中的職務角色，籌備進行澳台航線談判，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的特別代表，前往台北與李登輝會面，敲定由「長榮」、「復興」執飛澳台航線，到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曾慶紅，與李登輝「總統」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在澳門進行秘密會晤，都充分利用了澳門的特殊地位，使得澳門成為打開兩岸關係的另一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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