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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菁英分流制的十字路口

2017-02-20 07:30

亞洲式教育的難題
國際大型評估PISA與TIMSS聯手,共同推舉新加坡教育水平世界第一,傲視全球。作為全球人口密度、國民生產總值,及社會福利制度長期高踞前列領先位置的國家,新加坡的政策發展向來是亞洲各地的參考指標。
除學界的長期關注,港澳大眾對新加坡教育模式的認知構成大多基於「小孩不笨」這部電影:學生缺乏批判能力、學校以操練為主,校內充斥怪獸家長,先英後中的學習模式,以及休閒如原罪的刻板印象深入民心。為求洗脫此種負面形象,政府銳意改變教育模式,歷經數次教革的洗滌,學生批判力、解決問題能力得到相應的提升,配合國家、學校的需要,師範課程作出更多轉型,培養教師了解國情、學習多重教學策略,進而要求其在堂上必須使用到較活潑的教學方式。
高抗壓力、強調背誦、林立的補習社證明新加坡殘存科舉文化的遺留,現代化的教學環境、活動的教學策略,同時也展現中其攝取西方學理養份的成果。其模式正反映出包括中國、香港、日本、台灣等地同時出現的困窘,學者稱之為「亞洲學習者的弔詭難題」(paradox of Asian learner):若國際測驗的分數能代表學生具備應對未來社會的能力,顯然亞洲不是已經做到了嗎?那?,我們為何還需要學習西方的教育模式?
菁英分流制的妙用
奉行早期菁英分流制,部份學者美名為「因材施教」。沿襲英式學制,並加上本地元素。一般論述習慣會把把其非高等教育制度作二元劃分:文法學校與職業中學。事實上,其尤如蜘蛛網般的升學渠道,構思嚴謹,充滿了各種可行性的軌跡,早已超出了單純二元分類。若要了解所謂新加坡教育模式,此制度可說是第一道線索。
為了有效地讓相同能力的學生聚在一起,進而成為人才的區分指標,新加坡認為分流是必須的。小學離校試(PSLE)、評級考試(Level),以及畢業就職前,三次分流確保了分流的細緻性。首兩個階段決定學生進入哪一類型/程度的學校:為特殊學生提供的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普遍收取富家子弟、菁英學生的私立/民辦學校(Privately Funded Schools);以收取成績優異學生為主的快捷學校(Express);中間水平的文法普通學校(Normal academic);水平再次一等的工藝普通學校(Normal Technical);具備專業技能的專業自主學校(Specialised independent school);以及位於金字塔底部的職業學校(Specialised schools)。上述不同類型的學校,代表著未來進入大學的機率,同時是第三次分流(進入職場)的準考證,意味著未來糧單的CP值有多少。
試想像你是一位六年級學生,先於小三進行一次校內分流,再於小六進行全國分流,母語、英文、數學與科學溫上數百遍,三科成績才是皇道。若一擊即中進入快捷學校, 經過4-6年的中學教育;又要進行另一次考試:評級考試(level test)。快捷學校考O-level、文法普通考N(A)-level、工藝普通的考N(T)-level,職業學校考特別認證。
通過了O-level,進入預科,再考過A-level,考試成績優秀終可成為大學生,前途也較有保證。考試數百遍,下筆如有神正是此所謂也。若起步點並非進入快捷學校,便只可以選取理工學院(Polytechnics)、藝術機構,或考取認證。
上述的分流制度讓小數尖子能在入場前已優異過人,中間的自豪與優越感油然而生。而為了消弭大部份「失敗」一群的聲音,政府也給予不同學術水平的學生跳級的機會。例如,學生可由工藝普通學校學生進入文法普通中學,但前提是必須通過考試,多讀一年以上的時間。這彌補了香港現行制度,衍生過多「失敗者」學生的問題。
制度的行之有效,讓亞洲不少國家趨之若鶩。最少,香港學界有聲音指出,需重新審視制度在港推行的可能性,最少,可按照學生基本有的學術能力進行分流。相關制度是否適合橫移言之尚早,但基本的前提看來中國境內都無法達到:制度的前置在於優勝劣敗的基本遊戲原則,學歷水平影響後續的社會地位。家長、學生自然會有「透過讀書來翻身」的想法,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合理化更能彰顯華人的智慧所在。於此,學生學習動機之高,不消細說。而透過「以年換級」的方式更讓整過制度增添公平性,進而帶出一項訊息:成功留級努力的人,相信Pierre Bourdieu也不得不驚嘆其就階級再製手法之妙,然而,充斥官二代、官三代、買樓靠老爸、上車靠投胎等想法的怪異社會。有人集遊戲生產商、裁判、玩家於一身,誰有誰會相信優勝劣敗的偽規則?
學校以外的無形高牆
透過比較來了解事物是人的本性,國際比較教育大師深明此理。試圖利用國際性評比來建立一套有效標準,來量度多種可能。然而,結果卻往往顯示出所謂「國際標準」在地緣解讀上的局限性,特別是泛政治教育的年代。
要讓一套制度成變成具單一合理與合法性,甚而不可動搖。其必然是有機性配合其他制度才足以能達成,新加坡教育模式正是此例。
李光耀對華人地緣(土地、房屋)與血緣(族群、身份)掛帥的文化性格,把握透徹。先利用組房政策(政府出手、廉價房屋)安穩地緣需求,再透過民辦學校的特殊制度,合符血緣所須。再加意識型態上形塑出李氏家族的神聖,配合民間的醫療、福利,與完善的公積金制度,使民族主義得到滋潤,提高對政府的認同。西方價值下的自由、民主想自也比不上開國之父的重新詮釋。
在滿足上述的預設前提下,菁英分流制自成為了政府培養人才與維穩的雙向手段,同時也能作為富者維持階級與貧者脫苦的理性競爭場域。追溯源流,不難看出此教育思維的文化種子早已植根在我們的心理土壤:在西方學理衝擊前,華人教育理論的方向從來都不是以關懷兒童心智為本。所謂聞道之樂,其樂也只是個人能在學習中,獲得生命與學理的提升所帶來的喜悅,而不是快樂童年。若然犧牲童年可以換來後續生活的保障,相信大部份家長與學生心中,這?對是一項公平交易。
教育界的十字路口
西方社會有所謂Deal with the Devil,譯作魔鬼交易。十字路口前,與魔鬼契約,用壽命換取超凡成就與天賦。若國際評比的成績能客觀反映全球學生的真實能力水平,那意味亞洲地區普遍的學生,最少在大學前,都是全球化底下的頂尖或優異份子。也難怪各地政府,在十字路前感到躊躇:若亞洲模式是可行,大家又是否需要跟隨?
當全球性的大型評比所關注的是公平、動機、社經地位等心理與社會學概念,卻忽視了快樂、存在意義、好奇心等人性與哲學上的終極價值。除了證明教育學理研究在範式上的傳移,也意味著學界與自文藝復興以來Rousseau, Pestalozzli, Frobel等人建立的兒童為本教育基準,愈走愈遠。
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轉動的硬幣,最後是公還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