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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會」是否簽署第四「中美聯合公報」?

2017-03-17 10:43
  就在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即將訪問中國,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四月間訪問美國時,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的細節進行最後確定的前夕,有關中美兩國是否將會簽署第四份「中美聯合公報」的議論,在台灣地區再次熱議起來,就連剛被台北地檢署起訴,首次公開露面的馬英九,昨日應邀到淡江大學「民主宮燈講堂」,以《台灣在變動中國際社會的角色》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後並接受同學現場提問時,也指出對於即將進行的「習特會」,台灣最關心的還是中美會不會有「第四公報」。馬英九指出,中美從最早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一九七九年建交到之後的「八一七公報」,再沒有出現第四個公報。包括習近平之前與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每次會面,台灣都會關心會不會有第四個公報。
  這有點兒奇怪。因為此前對中美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表達關心甚至憂慮的人,多是在「統獨光譜」上偏向於「獨」的一端的人,如李攸峰等。而偏向於「非獨」的專家學者或政客,大多沉默不語。今次馬英九拋卻「投鼠忌器」心態提出此問題,不知是與「獨派」「心有靈犀一點通」,還是因為遭到起訴而致情緒不穩定,而「豁了出去」?
  其實,有關「中美第四公報」的議論,並非自今日始,早就有之,此起彼伏。其間經歷了幾次小高潮。包括克林頓訪問中國,在上海提出「新三不」之時,美國政壇就盛傳將要簽署「第四公報」這就讓台灣朝野緊張了一陣子。。但這「新三不」其實是前三個公報中所主張的「一個中」政策的具體延伸,並不是新的主張,未到以必須簽署第四公報來固定為中美兩國必須共同遵守的準則的地步。另一次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有美國智庫人員認為,美中兩國的關係在 「九一一」 事件之後進入了第三階段,兩國應當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根據新的現實發展雙邊關係。最近的一次,是習近平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下旬訪問美國時,又傳出將於奧巴馬簽署第四個「中美聯合公報」的消息,但事後被被證明是「流料」。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最核心部分的內容,也是影響到兩國關係良窳的關鍵因素。實際上,三個中美公報都與台灣問題緊密相關。其一,奠定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在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中,美國以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基辛格語言」,確定了「一個中國」的政策。基於此一政策,一九七九年的《中美建交公報》,美方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列入公報,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在一九八二年的《八一七公報》中,美國又重申其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的政策主張。
  其二、確定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三個公報都表述了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並成為美國政府的一貫主張。因此,即使是《台灣關係法》,也在其第二條中指出,美國的政策為「明白表示美國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系基於一項期望,即台灣之未來將以和平方式決定」,並且「任何試圖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台灣之未來將被認為乃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之一項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其三、認定了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美國認為台灣問題是屬於中國的內政,因此基於不侵犯他國主權的原則下,美國希望這個問題能由兩岸的中國人自行解決。美國在《八一七公報》中承諾,「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侵犯中國的內政」,就是宣示台灣問題的解決,由兩岸中國人自己進行。
  後來為何會有「第四公報」之說?除了克林頓訪華後,可能將「新三不」固化為第四公報的說法,是直接與台灣事務相關之外,其餘幾次都基本上與台灣事務沒有多大的關聯。實際上,不少美國智庫人物都認為,從基辛格訪問中國起,中美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立在中美共同對付蘇聯威脅的基礎上的,兩國關係在十幾年裏基本上平穩發展。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標誌著中美關係進入第二階段,特別是冷戰結束後,蘇聯威脅不復存在,貿易、人權、臺灣、西藏、宗教自由等問題卻日益突出,而布什政府上臺後,雙邊關係似乎更是一路下滑。然而,隨著「九一一」事件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美國和中國再次有了共同的戰略敵手——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美中關係開始進入第三階段。
  三個《中美聯合公報》都是集中在第一階段簽署。此後兩個階段都沒有簽署任何一個公報,現在距離第三個公報簽署已經有三十五年了。此期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例如冷戰結束、臺灣民主化、「天安門事件」、香港澳門回歸、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朝核事件、伊斯蘭國等等。儘管三個聯合公報仍有現實意義,但其內容也已不能完全覆蓋當今世界和中美關係的基本特徵:《上海公報》對越南問題以及亞洲其它地區局勢的看法早已過時,美國售台武器的事實操作一再突破《八一七公報》中的美方「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的默契,台灣問題也不再是中美關係居於表面的唯一核心難題,如今需要兩國領導層傾力關注、妥善處理的共識合作點和分歧敏感點大多是全球性的。三個公報已經不能適應三十年來世界格局發生的重大變化。因此,現在是談判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以解決新形勢下的新問題和根據新的現實更新雙邊關係的時候了。
  那麼,倘是有第四個《中美聯合公報》,其主要內容是甚麼?從特朗普的角度,可能是貿易問題。他競選時最主要的「競選利器」,就是國際貿易及國民就業,因而對美國最主要的貿易國和貿易逆差國中國,特朗普可說是咒罵得「七情上面」,指責中國奪走了美國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因此,他有必要籍著簽署第四公報,限束中國的對美貿易,改善中美貿易的結構性失衡狀態,達成「買美國貨物、僱用美國勞工」的目標,以繼續討好美國的草根選民,未自己的爭取連任創造良好利基。
  但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沒有可能是單方全贏,雙方都必須既有所得,也做出適當的讓步。倘北京為了南海、台灣等事務「有所得」的話,可能會在經貿領域上對特朗普做出讓其感到滿意的讓步,以換取他在台灣及南海問題上的妥協。這不是不可能,因為特朗普注重的是經濟利益,並不太注重美國在東亞的政治利益,實際上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開啟其首次亞洲之行時,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就宣布,奧巴馬的「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正式死亡」。
  中國現在正對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一方面以「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來加強國際貿易,另一方面以「供給側」改革來促進國內消費,因而即使是在對美貿易方面有一定的減損,也可「堤內損失堤外補」。但卻可換來美國更為清晰明確一中的定義,更加嚴格規範台灣的定位,更為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更為嚴厲束限「台獨」行為,又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