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對派網媒刊登香港相關新聞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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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澳幾家通常反映政治反對派觀點的網媒，昨日列出香港的一則報導，謂因襲警及拒捕被判刑五個星期香港社運人士曾健超，經過深思熟慮後昨日決定放棄上訴，並將於今日上午到高等法院處理有關法律程序後便會即時服刑。他在公開信中聲明，「由參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日開始，我已有心理準備及知道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明白當晚我所作的部份行為為法例不容許，我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點我從一開始都沒有否認。」

　　就在前幾天，這些反對派網媒也刊登同樣來自香港的一則消息，去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案，當中兩男一女向警方掟玻璃樽及竹枝，昨被裁定暴動罪成，案件被區域法院判刑。各人被判三年。法官沈小民判刑時指，考慮到本案的參與人數和暴力程度，認為要判處阻嚇性刑罰，不容姑息，亦要發出訊息，「任何人參與這類暴動需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代價可能會很大」。

　　這兩則消息透露的信息，可說是互相印證呼應，也就是任何所謂以「公民抗命」為名，實質上是進行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不管是打出多麼「漂亮」的旗號，都是法律所不容許的，必須受到相應法律的懲罰。而曾健超的「我已有心理準備及知道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明白當晚我所作的部份行為為法例不容許，我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之說，就正和與法官沈小民在判詞中所指出的「任何人參與這類暴動需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代價可能會很大」，正好是一反一正，互相呼應印證。這番肺腑之言，在我們澳門特區，同樣適用。

　　因此，反對派網媒在刊登這兩則含有哲理的消息之時，對自己也是對澳門的社運團體和人士，傳遞出一個明確清晰的信息，在澳門特區，任何人參與損害公共秩序的暴動等行為，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有時代價可能會很大。而他們在參加這些違法行為之前，也應該像曾健超那樣，應當要有「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明白自己的某些行為是法例不容許的，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倘被司法機關判決罪名成立並需服刑，不能反咬一口說是「打壓報復」，更不能批評這是「壓制民主」、「侵犯人權」。正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怕熱就不要入廚房」，既然要從事抵觸法律的活動，就要有接受法律審判的思想準備。

　　實際上，過去澳門的某些反對派團體和人士，在行使基本法和其他法律賦予的權利，進行集會、遊行示威活動時，有時會踩踏法律的「紅線」。其中有「文」的，就是在立法會舉行全體會議時，進入會場，以擲紙飛機等方式，擾亂正在進行的會議，破壞「澳人治澳」的其中一種執行方式。更多的是「武」的，包括在遊行示威時，不服警方依法作出的路線安排，衝擊警方維護秩序的防線，使用各種凶器襲擊執行任務的警員，甚至以五星紅旗旗桿作「武器」，擲向警員；也包括以「李小龍式的飛毛腿」，踢撞秩序維安任務的警員。

　　有一種行為則是半「文」半「武」，就是曾任某政治反對派團體負責人，及某網媒創辦者的某位社運人士，當吳邦國委員長來澳視察及出席活動時，要向吳邦國委員遞交「告狀信」。當警察為保護吳邦國委員長的安全而阻攔時，此人竟然自己倒下在地，並高呼「警察打人」。後來在幾天後，還煞有介事地去「報案」，並聲稱警察順壞了他的攝影器材（是不在現場立即「報警」，而是幾天後才持損壞了的攝影器材「報警」，誰知到是否自己「動的手腳」）？在某次立法會選舉中，此人又被揭發，在一家大型博企進行招工活動時，他製造「假招工」冤案，要陷害某博企，自毀誠信。

　　現在，這位仁兄宣布退出相關團體，也宣稱不再參加立法會選舉。其原因，究竟是因為發生了他所擅長的內訌，這次則被人「反內訌」，還是感到新的《立法會選舉法》頒行後，他的種種伎倆難以施行，而不得不「離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不過，以去年香港的的一家媒體對他的專訪看，他曾哀嘆「澳門社運難搞」，已經折射了在修訂《立法會選舉法》，增添必須遵守基本法及效忠中國澳門特區的條款後，他的參選空間已經大為缩窄，甚至根本沒有落場參選的機會，因而只得「急流勇退」。就此而言，澳門特區主動在《立法會選舉法》的修訂草案中，增添「反獨」條款，對某些帶有分離傾向的反對派人物，起到了震懾作用。

　　當然，這也與在第四屆特區政府班子籌組時，中央政府和行政長官崔世安採取「十五年全落」措施，以求「新人事，新氣象」，以及落實貫徹習近平主席後來作出的「對特區發展遇到的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挑戰，要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既要善於早作謀劃，提前化解風險，又要持之以恆、久久為功」指示，整個班子出現了新氣象，敢於與這些政治反對派的違法行為作鬥爭，密切相關。

　　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們的某些違法行為，是受到「保護」的。最明顯的是，警方在將在遊行活動中違反法律的人等送往檢察院後，大多都被歸案處理。即使是全澳居民在電視現場直播中，真真切切地看到飛起「李小龍式飛毛腿」衝撞維持秩序的警察的行為，也可以不受法律追究。這種情況，即使在「最講人權」的美國，也有可能會被警察當場動用槍械，實行自衛了。正是因為當時的檢察院縱容這種違法行為，甚至有人明目張膽地侮辱五星紅旗，都不去依法偵查，反而卻去偵辦批評這種現象的新聞工作者，才使得政治反對派在進行違法活動時，越發猖狂。而在撤換檢察院負責人之後，此類縱容現象才得到遏止。因此，才有人發出「澳門社運難搞」的哀嘆，並決定退出他所鍾愛的立法會選舉活動。

　　就以上述的某位社運人士作例，如讓此人當選了立法會議員，就必然會發揚他在還是「非議員」之身時，就已在立法會的議場「擲紙飛機」的「傳統」，效仿台灣地區的民進黨「立委」，以霸佔主席台甚至反鎖院長辦公室，阻止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辦法，來阻擋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法案進行審議表決。

　　香港也有同樣的情況。一段時間，有人在示威遊行時污毀國旗及區旗，但當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時，卻被某些沒有中國心的洋法官，裁決無罪，因而越發猖狂。後來，據說是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赴京述職的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批評這種現象後，香港的法院才連續依法判處了幾個侮辱國旗及區旗的案件，這才剎住了這股歪風。

　　誠然，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按照《澳門基本法》及在中國澳門實施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澳門居民享有集會示威遊行和言論的自由，但卻必須受到法律的束約，及不得妨礙不參加示威遊行活動的其他人所享受的交通通暢、安寧的自由，而不能濫用相關的自由，突破法律底線。這才是自由與紀律，民主和法制的相輔相成辯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