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催債折射民企困境
除去法律與倫理所掀起的紛爭,山東“辱母殺人案”所折射出的內地民營企業困境亦引起廣泛討論。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蘇銀霞旗下的源大工貿主營業務汽車配件、鋼材、鋼板等。其因經營困難借下引發本案的一百三十五萬元(人民幣,下同)高利貸時,正值二○一四年至二○一五年內地鋼價一路暴跌之際。
二○一五年,內地鋼材價格連續四年下降,綜合價格指數由八十一點九一點下跌到五十六點三七點,下跌三成一。根據中鋼協的數據,二○一五年,會員鋼鐵企業實現銷售收入二點八九萬億元,同比下降一成九,虧損總額六百四十五點三四億元,虧損面達五成一,虧損企業產量佔會員企業鋼產量的四成七。
中國工信部網站刊發的一篇文章稱,二○一五年,由於鋼鐵被明確為產能過剩行業,絕大部分鋼企融資貴、續貸困難、授信規模壓縮、漲息和抽貸等問題突出,“少數企業因限貸、抽貸已出現停產現象”。
據《經濟參考報》此前報道稱,彼時很多民營鋼企拿不到資金,以至於不得不借助影子銀行等民間借貸;利率從一厘二到二厘不等,融資成本平均達到一成五,比國企高出近一倍。
財新網評論亦指,經濟下行的客觀環境下,不少企業面臨債務環境不斷惡化的現實,但破產保護制度的缺失,致使其在經營過程中,一旦資金鏈斷裂,經營不善資不抵債,只能傾家蕩產;相應地,一些債權人即使通過法律途徑贏得判決,最終也只是領到一張執行白條,利益無法得到保護。在此背景下,黑社會高利貸填補了市場需求,惡性循環便由此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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