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反「獨」鬥爭延伸更為自身利益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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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月來，一場兩岸爭奪生源，實質上是爭奪下一代的大戰，在澳門特區打響。一方是台灣當局吃了前幾年在澳門招生數量大增的「甜頭」，「食過番尋味」地希望能繼續在澳門擴大招生，以填補台灣地區「家庭少子化」，及高職學校升級為大學過濫，導致各大學嚴重不足的生源，及陸生受辱，尤其是在陸生中「抓共諜」而嚇窒大陸學生不敢前往台灣就讀而造成的生源「損失」（據「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公佈的「案情」看，周泓旭所涉案情是「小兒科」，因而被媒體形容為「菜鳥間諜」，如果「調查局」未能掌握更多「過硬」的案情證據，可能經不起法院的審判）。但卻是事倍功半，效果不彰，今年報讀台灣高校的澳門學生只有一千五百多人，比去年減少六百多人，是近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為此，台灣方面頗為緊張，「教育部」海外聯招會主委蘇玉龍專程來澳門「督陣」，並「反駁」澳門互聯網的一些對台灣高等教育品質評價不利的言論，聲稱根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評比，台灣教育整體環境排名世界第四，台灣的大學整體品質居全球第十一。然而，卻有資料顯示，世界經合組織根本就沒有「教育整體環境」的排名，也沒有「大學整體品質」的排名。目前只有PISA測試（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的對象是十五歲的中學生，此測試是測試基礎教育的水平。台灣在測試中閱讀成績從二零一二年的第八名滑落至第二十三名，下降非常明顯。因此，蘇玉龍的談話完全是張冠李戴，可信性甚低。

　　另一邊是內地高校在澳門特區擴大招生。國家教育部大幅增加內地高校招收澳門學生的保送名額、以及保送高校數量，並原則上對澳門保送生開放所有專業。二零一七年共有五十七所內地高校（不包括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招收澳門保送生，名額由二零一六年的五百八十名增加至九百三十名，增幅達百分之六十。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的澳門保送生名額相比上一年度均翻番，提高到二十人或三十人。而且為了配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需要，適應澳門學生不同類型的需求，還新增了幾所特長型院校，例如中央音樂學院，可滿足澳門學生對音樂學習的需要；又例如培養了騰訊創始人馬化騰等一批互聯網精英和創業人才的深圳大學，有利於澳門學生學習創業創新。

　　此外，教育部為了加大對澳門保送生支持力度，原則上內地高校的專業全部對澳門保送生開放，還特別安排了商業金融、旅遊娛樂、醫療護理和教育等熱門專業，並增加了設計、心理學、社會學等澳門學生喜歡的專業。這讓澳門學生畢業後具有良好的競爭力和職業發展前景，同時也有助於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培養急需的專業人才。為了讓更多澳門學子有機會進入內地名校學習，今年的招考工作推出了與以往不同的新規則，即參加保送生考試但未獲錄取的學生，可以報名參加「徵集志願計劃」進行第二次保送錄取考試。有七百名澳門學生進行選拔，參加保送生考試人數創歷屆之最。

　　相較起來，內地高校向澳門學生提供的學科，都是「高精尖」的科目，有利於提高競爭力。而台灣方面在澳門錄取學生的校系，多為「幼兒教育」、「護理」、「語言/物理/職能治療」、「社會工作」等科系，其中「語言/物理/職能治療」和「社會工作學系」佔全球報名學生近五成，當然也是適應就業的需要，但卻是較為「低端」的科目。也就是說，台灣各大學向澳門學生提供的科目，與台灣地區的「小確幸」追求一樣，只是滿足眼前的就業利益，缺少遠大眼光志向，不利於提高競爭力。

　　互聯網上對此現象的反應，呈現兩極。一方面，是集中揭露台灣教育水準下降，並引用國際權威的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所公布的《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報告》，指出台灣地區的大學的排名普遍下降，連最富盛名的台灣大學也不例外，大跌到第一百九十五名，創新低紀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今年將調查排名的大學數量，從去年的八百所增加到九百八十所，雖然台灣有二十六所大學入列，但整體排名表現並不理想。根據調查，台灣大學排名從去年的第一百六十七名大跌到第一百九十五名，是《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進行全球大學排行榜十三年以來的最低水準。而中國內地不但是登上該榜的高校數目增多，而且排名也紛紛向前靠，其中北京大學位列第二十九位，清華大學排在第三十五位。

　　另一方面，由曾經到台灣升大讀研，並參加過「小英青年軍」活動的某政治團體經營的某網媒，則不斷地為台灣地區的高等教育高唱讚歌，並批評澳門特區政府高教辦避免「兩國論」的作為。

　　這種種現象，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實際上的問題。

　　政治上的原因，不用說也知道，一方面是為了抵制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當局，以體現在中央政府管轄下的澳門特區的學生，不會為其張目的意志。這是有著既有傳統的，當年本澳某天主教學校為了適應其高中生報考台灣的大專院校，採用台灣地區的高中教材，引發左派教育工作發動學生遊行示威，並張貼大字報表達抗議。而現在的抵制做法，則相對較為文明。

　　另一方面，是一些家長對自己子女的政治前景表達關心，擔心自己的子女也會像某些到台灣就讀返澳後，成為「職業社運家」的學長那樣，誤了政治前途。實際上，那些「職業社運家」沒有就業，難度二、三十歲的人還要回家「啃老」乎？當然，如果是有「外援」，那又是另一回事。但澳門特區已經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如果施以援助是被國家安全保衛部門納入「敵對」甚至是「間諜」機構名單的話，可能會吃不了兜著走。

　　至於實際問題，就更是問題多多了。除了是在「太陽花學運」後的大學校園「天然獨」氛圍，對澳門學生形成壓抑效應，不利於其心身健康之外，畢業返澳後的尋找第一份工作較為困難，也將會令他們備受困擾。澳門特區政府高教辦曾有過一個調查，在台灣就讀的畢業生，其就業能力就比在澳門和內地就讀者遜色。這還是政黨輪替之前的事。蔡英文上台後，澳門的一些企業可能會對聘請台灣畢業的澳門學生，存有較多的顧慮。尤其是政府部門，可能會有政治考量，擔心那些曾經參加過「小英青年軍」活動的澳門生，在入職後會故態復萌，專門「攪攪震」，向上司作鬥爭，難得安寧。

　　實際上，即使是撇開政治因素，台灣畢業的學生是職場競爭力最差的。據一份調查資料顯示，從台灣畢業的澳生一年後有百分之二十三點三未就業，遠高於從澳門（百分之九點六）和內地畢業（百分之十六點五）的澳生；從畢業六個月後的平均月收入超過一點八萬元的學生比例來看，在澳門高校畢業學生佔百分之三十九點二，內地高校畢業的學佔百分之三十六點五。台灣高校畢業的學生只佔百分之十九點八，比例不及內地或澳門的一半，所以，無論從畢後的就業率還是薪酬水平看，台灣畢業的澳生都是最差的，就業競爭力很弱，這與台灣高校的水平低劣，對學生培養水平差有直接關係。

　　兩者相比，當然是內地高校比台灣高校更具吸引力，因而在「爭奪澳門下一代」的鬥爭中，佔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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