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荔枝碗與造船業的事件只是「對抗遺忘」的事件之一。在澳門，還有漁民，還有舞醉龍；還有土生葡人，還有土生土語⋯⋯還有各個具保留價值的建築，各項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正努力「對抗遺忘」。
美國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曾在其著作《集體失憶的年代》中寫道：文明不會永遠存在，一旦我們開始遺忘，它很快就會消失。
「文字、印刷以及網際網絡會給我們一種虛幻不實的安全感，以為文化是永恆的。其實，一個複雜的活文化中的絕大部分大量細節都不是經由文字或圖像流傳的。不，文化是經由口傳及身教而存活下去的。這也是為甚麼我們除了食譜之外，還要有烹飪班及烹飪示範；除了手冊及教科書之外，還要有師徒制、實習生、學生導覽、實地訓練。每個文化都竭盡全力去教育下一代，以期未來他們也能完全浸淫在其中，並能將其傳遞下去。」
這不只是發生在歐美歷史中。事實上近年來，澳門社會一直有股「保育」的聲音。「傳承」一詞不斷掛在口邊。民間所期望的「保育」、「傳承」亦不只限於將物件放進博物館，或以口述歷史紀錄；不，民間的要求有更多：要求保留建築，要求活化建築，要求參與規劃，要求研究推廣，更要求「傳承」當中包含的意義、技藝。這一切一切離不開渴望文化能繼續保有在日常生活之中，與自己保持聯繫，讓文化不致被遺忘，不致消逝無蹤。
但縱然民間有這些訴求，事情卻未必盡如人意。各種官僚政策與政府規劃似乎都未有回應上述期盼。不少學者指出，空間與文化是權力的展示，社會特殊階級和領導集團會透過控制空間及定義文化形式，以展示權力，並塑造、維繫、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以及城市的意識形態：甚麼是正確、甚麼是值得、甚麼是「有着數」，甚麼沒有。有關決策皆採用由上而下的形式決定，由官方作主——這亦剛好印證馬克思的理論中，支配着資源的總會處於領導地位，其思考方式都反映出具優勢的生產模式以及統治階級的利益。
然而，公民社會並不會自動獻身於支配性利益，而是霸權與反霸權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亦即是說，地方總是變動不定。法國哲學家Michel de Certeau就曾指出，城市是政府、企業、機構的產物，他們企圖透過地圖等方式，將地方定性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定、規劃，但街上的行人總有自己的方式，另辟途徑遊走。不少同類的學說認為，透過人與人的交往、接觸、回憶、影像及日常使用，人們不斷在以自己的方式構建空間及改造空間。
而某些情況下，這導向了更普遍、低調的「日常生活革命」。
最後，一直未有在以上討論的是：我們希望對抗遺忘，但，為甚麼？為甚麼文化需要保育，需要多元？為何不能以「時代改變」、「社會發展」而自然淘汰？或許《集體失憶的時代》中一段文字可讓我們參照：
「在遺忘之年代，對於原住民倖存者來說，一切都改變了：子女教育、宗教與儀式、家庭與社會的結構、飲食、衣著、住房、娛樂、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的現行制度與法律，以及對於正義、尊嚴、榮辱、尊貴的概念。語言也變了，許多語言絕種了；手工藝、技術、全都沒了。」
上述文字是有關羅馬帝國崩塌後的歐洲，但放在今日的澳門，放在荔枝碗的案例似乎亦能套用。船匠的子女沒再學造船，魯班信仰在褪色，船村的生活被割裂成為不可復見的過去，開號的歌聲成為絕唱；只有做白領（或公務員）才值得驕傲，手工藝、技術、全都沒了。
事實上，荔枝碗與造船業的事件只是「對抗遺忘」的事件之一。在澳門，還有漁民，還有舞醉龍；還有土生葡人，還有土生土語⋯⋯還有各個具保留價值的建築，各項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正努力「對抗遺忘」。
而文化為何會被遺忘？「不用則失」是原因之一；「不用」為何出現，則成因眾多，也離不開「無知」二字。珍．雅各認為，原本（文化）領先之所以消失，是出於對環境的無知。「當一個種族逝去的記憶太深太舊時，要想向下探尋是徒勞無功的。」而在集體失憶的時代，文化的大部份細節丟失，剩下的會變得粗糙，而人們正正需要親身經驗以吸收當中的無限細節，以激發想像與感受。而當一切一切社會終將遺忘，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