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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場之內的社會縮影──埋葬於舊西洋墳場的澳門史

2017-04-26 11:41

墳場之內的社會縮影──舊西洋墳場

香港歷史學者鄧家宙
19世紀澳葡殖民軍官美副將、中華民國駐英全權公使、中華民國總檢察長、竹林藥山禪院第二代祖師……安葬於聖味基墳場內的名字橫跨一個多世紀,一個個墓碑亦靜靜透露着澳門百多年來政治與社會的轉變。「公眾墳場是一種公共設施,由官方劃定一個空間,將過身的人集中。」香港歷史學者鄧家宙解釋,「所以這也是社會的縮影。」
一個舊西墳 半部民初史
聖味基墳場,又名「舊西洋墳場」,建於1854年,初時專用於埋葬天主教信徒亡者,1911年,市政廳宣佈墳場向非天主教教徒開放,成為公眾墳場。但要解釋為何民國駐英全權公使、民國廣州總檢察長等人會葬於澳門,則要先解釋大時代背景以及公使與總檢察長究竟是何許人也。話說這位中華民國總檢察長盧興原(曾遊學英倫,獲碩士及大律師資格),其實是澳門著名富商盧九第四子。事實上,中華民國開國元勳孫中山與澳門淵源甚深。孫中山曾於澳門行醫,並於盧九一家相熟,一些研究亦指盧家曾「出錢出力」協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亦曾到訪盧九花園。另外,孫中山的元配夫人盧慕貞亦曾於澳門居住,並一度葬於舊西洋墳場。同葬於此的中華民國駐英全權公使劉玉麟則是廣東香山人,是中國第四批留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923年後隱居澳門,曾任澳門政務會議官委華人代表,1942年於澳門逝世。
其他葬於舊西洋墳場的清末民初人物,還有孫中山在廣州博濟醫學院時期的同窗高若漢,大清留美學童、耶魯碩士兼中國民國鹽運使唐萱之父唐功熙等。辛亥革命元老、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亦一度安葬於此。他們不一定都於澳門土生土長,卻選擇在這度過餘生。「由晚清到民國建立,或二次大戰這一百年間,國內政局其實極度混亂,一班華人,包括一批來自五湖四海的有錢人、文化人亦來到香港避難,有一部分會去澳門。因為香港和澳門由其他人統治,中國政府不會介入,所以避難到此,這就是那時代的政治背景。」
 
落葉生根 何處是吾家?
鄧家宙表示,當中不少人並非港澳「本土人」,在重視「落葉歸根」的中國人社會中,最後安葬於家鄉以外的地方亦是一個複雜心情。「他們的鄉下並非澳門亦非香港,只是因為大時代背景,如打仗等等而來到這地方。他們起初打算回去,只是在這裏觀望,但後來發現自己回不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心情。如果我決定在這裏落葬,第一個心情是告訴自己及子孫:我們現在要改變我們的藉貫,我已經無望,我回不去了。所以這是一個身份的轉變:我本來是不知道哪裏人,我現在選擇是一個澳門人。」
但鄧家宙亦坦言,並非所有澳門名人皆選擇葬於澳門,例如曾叱咤風雲的富商高可寧及其家族就選擇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同葬於的該處的還有香港富商利希慎、周壽臣、澳門富商傅老榕等。「以他的身份地位及影響力,在澳門那年代可說無人不識,他在香港只是其中一個有錢佬,未至於華商中最頂尖的人物。當時一些官紳名流會爭取一個風水好,旁邊都是爵士、名人的墳場。」「澳門只有公眾墳場,可能旁邊有一兩個名人,但跟我在山上立一個很大的墓不同。」
一些安葬或遷葬地點的選擇還有另一層意思。例如上述的辛亥革命元老、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後來被遷葬於廣州。另外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則由舊西洋墳場,先被遷到孝思墳場,再被送到中山。「孫科(盧慕貞及孫中山之長子)去了美國,後人又散居各處,國民政府沒時間理她,只是把她當作一個普通市民,就葬在孝思,這也是一個社會縮影。」
 
盡化塵土 盼莫失莫忘
如果安葬的地點在暗暗透露死者與城市的社會關係,那墓碑的形式大約是在竭力提醒在生的人,死者曾經存在,莫失莫忘。「外國人的墓會透過雕塑,例如天使、教會的聖人像等去表達思念和哀傷。如死者很有身份,例如是軍官,墓上除了有他服役的徽號外,亦會有其半身像,離遠看到就會知道他是有身份的人。」而中國人除會將墳墓弄大弄好看外,還會着重墓誌銘,即在碑上將一生最重要的事跡用文字紀錄下來,「這是他人生在世最後一張成績表,不能隨便找個寫信佬來寫。要不找個文化名人,要不找個人人都知道的高官來寫,藉別人的名聲來表達死者的身份。」
「有些是死者生前想好的,有些則是子孫的意思。這跟傳統文化有關,所謂『揚名聲,顯父母』,那是孝的一種,父母或祖先過身了,怎樣才能彰顯他?當時很重視這些。」
但不少舊西洋墳場墓碑上彰顯死者的刻字早已受歲月侵蝕而變得模糊,令人難以辨識其身份;一些墳墓上亦滿是後人久未拜祭的痕跡。任人生前再富可敵國、權傾朝野,撒手人寰後一切恩怨都盡歸塵土。事實上,這片密密麻麻的墓碑之下長眠的不乏歷史上聲名顯赫的要人,例如清朝本地天主教富商呂和隆1、20世紀初澳門議事公局局長伯多祿2的兒子、竹林寺第三代祖藥山寺第二代祖溥欣大師、澳門教區首位華人主教林家駿、本地華人領袖等,都與澳門一般市民同葬於這片黃土之下;死亡面前,眾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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