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教中在鄰埠早已是爭議如潮的議題，與此一地之隔，澳門雖不乏零星討論，但若在路上隨便抓著一個人來問，他也可能回答不出，到底所謂普教中是甚麼一回事。當然，隨著教青局在上月月初的「積極提倡」，這狀況可能將有所改觀。教青局於六月初時透露，表示有計劃提高本澳中小學以普通話為中文堂授課語言（即「普教中」）的比例。此語一出，即引來坊間輿論的反撲。隨後教青局再度放話，重申不強制學校執行普教中，也不要求以普通話教授其他科目，一切遵循《語文課程改革目標》的指引和各校教學自主的原則，中文堂仍然重視粵語和繁體字的掌握和應用。
普教中這種敏感議題，只要由教青局官員的嘴裡說出來，無論事後怎樣「補鑊」也好，都躲不過一石激起千重浪的結局。從香港對這議題的討論經驗可見，社會大眾贊成普教中的原因，不外以下兩個理由：第一，年青人學好普通話是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大勢所趨；第二，普教中有助改善語文能力，尤其是中文書面語的應用。第一點是聽到普教中政策時非常直觀的反應，畢竟外在大環境改變，昔日學好英文便能夠應付職場工作的光景不再，普通話地位在港澳的躍升，已到了與英語並駕齊驅的地步。既然港澳向來就有所謂的英文中學，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藉此提高學生的英文水平，那麼到了今天，在普通話逐漸變得重要的形勢下，學校改以普教中（或是教育部門建議學校可選擇普教中），藉此培養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又有何不可？表面看來，前後兩者的邏輯，可說是一樣的，這也難怪就連持反對普教中立場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普教中有助提升學生普通話水平」的觀點。
這樣看來，如果只著眼於「學好普通話」這個目的，確實是沒甚麼好反對普教中的，甚至可以說這是無往而不利。但尷尬的是，當考慮到中文堂的性質和目標，也就是要以學生的語文能力為本的話，普教中的議題就變得糾纏複雜起來。主張普教中能有助改善語文讀寫能力，這種論調多半是基於在粵教中的現狀下，學生的書面語運用水平普遍不高的窘局，而採用普通話為授課語言，則可減少學生在寫作時受到的方言俚語影響，使之更為貼近正式的書面語。可是，此種觀點的問題在於，它預先假設了普通話在字詞、語法等層面上更接近書面語，或者說，它根本認為普通話就是書面語，所以普教中才會有助改善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
這種所謂「我手寫我口」的迷思，其實是模糊了口語和書面語的界限。真正的狀況是，粵語屬於口語，普通話同樣屬於口語，兩者的差異是不同語言（或方言）的差異，而不是口語和書面語（或某種接近於書面語的東西）的差異。從歷史上的例子來看，我們在中文堂上讀到的那些文言文，正是古代的書面語，這和古代人從嘴巴裡說出來的語言並不相同，無論他們講的是當時的「標準語」（可以理解成古代的「普通話」），還是各自家鄉的方言，都跟用筆寫在簡上或紙上的文言文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因而，文言文作為古時的書面語，起著維繫各地人之間的溝通作用，這是漢語文化的特色之一：各地的人們操著互不相同的口語，卻使用著大體一致的書面語，以此作相互溝通的橋樑──直到今日的中文書面語，依然起著同樣的作用。中文的書面語並不直接對應著漢語中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書面語和普通話的關係、書面語和粵語的關係，都是不同「語體」的關係，它有著這些口語並不常用的獨特用詞和句式，比如說，即使你用普通話，平常也不會講出「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綽綽」（莫言《紅高粱家族》）這類文縐縐、充滿裝飾性詞彙的句子，又或是「指導其學習聆聽、詢問、描述、敘述、說明、勸說、討論等基本的交流方式」（《初中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這類的長句，尤其是口語中並不會使用像這句的「其」作人稱代詞，以及用無數個頓號來並列詞語的句式。
換言之，不論是採用普通話或粵語作中文科的教學語言，若要提高學生的書面語水平，都要額外教導他們書面語的寫法，為學生們點出口語和書面語的差別。誠如長年研究中文教學語言的香港大學謝錫金教授所說，中文寫作能力的高低，並不取決於教學語言。相反，如果以一種學生並不熟悉的語言來教中文，等於逼使他們必須以較困難的方式來接觸、學習課程內容。原意是要提升語文能力，但實行的方式卻是拉開他們和語文學習之間的距離，這樣的做法無疑是事倍功半。就像謝教授的研究所指出的，過早讓學生以普通話學習中文，結果反而有可能是窒礙了他們語文能力的成長。本來希望透過「普教中」可以同時達到提升普通話水平和中文能力水平的目標，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但到頭來卻是「兩頭唔到岸」，兩個目標之間彼此拖累，恐怕便成了得不償失之舉。要改善語文能力，不必捨近求遠，第一劑「藥方」其實是很簡單的：在粵教中的現況下，讓老師教導學生粵語這種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區別。真要說的話，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粵教中」，而不是讓粵語和中文成為互不相關的兩種東西，只可惜過去的中文教育都不曾做到這一點而已。
不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