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香桂子落紛紛

    憶南懷瑾老師的愛國情懷

    剛赴香港參加了紀念回歸二十周年的系列活動，又來到秀拔奇偉的武夷山下，為閩港澳大學生夏令營授課。

    武夷山下啟憶老師

    坐落在景區邊松竹林中的瑞泉岩茶廠，請我和福建省國際友好聯絡會宋會長一行喝茶。好客的茶藝姑娘沖泡了大紅袍中的素心蘭、岩香妃、肉桂……，博得我們一次次讚賞。這時，茶廠的黃老闆手握一支金黃色紙包出現了，說“我給你們品嘗一種獨一無二的茶，是用五六種岩茶專為南老——南懷瑾先生拼配的大紅袍。”我接過紙包看，上面果然有熟悉的老師墨蹟“瑞泉號”三個字，左下落款是“九四頑童南懷瑾”加紅色印鑒。

    “你見過南懷瑾先生嗎？”我問。

    “沒有。”黃老闆遺憾地說，“我們是通過他的弟子供茶，南老覺得比台灣鐵觀音更對口味，還為茶題寫了名號。”

    這款茶果然別致，不僅香清色濃味醇，茶水似乎發亮，咽入喉後，滿嘴甘味生出一股奇妙的靈氣，讓我陷入神馳念想。我也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有幸拜會南老師的，那是一生中一個最困難的時刻。

    堅尼地道一花一葉

    一九九五年冬，我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駐港已近兩年。雖然南老師在香港潛光隱耀，但他的“亦儒非儒”、“是佛非佛”、“推崇道家又非道家”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才學，早已如雷貫耳，而且對他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貢獻，也曾從汪道涵會長那兒略有所聞。我托請一位與南師相熟的朋友引見，附電話號碼、便箋遞上數月無回應。不料十一月底，我因揭露末代港督彭定康臨撤退前假充“好人”、給未來香港埋釘子，以每年百分之廿七速度連續五年大幅提升社會福利、而且揚言要再搞五年，指斥這是個陰謀，好比在崎嶇山路上開高速賽車，用不了多少年可能“車毀人亡”，遭到了惱羞成怒的彭定康和一眾港英高官強烈反擊，一星期內炮製上千篇大小文章圍攻我，更使我難受的是一批不明真相的老頭老太也被挑動，舉着破輪胎到中代處門前“抗議示威”。在這面對內外壓力的艱難時刻，我接到了南老師辦公室的來電，老師決定約見我。

    我驚喜地得悉，原來南老師的會客場所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樓，同在一條堅尼地道上，僅隔了四幢樓宇，談判樓是28號，一座築在小山包上的意大利式二層小樓；老師的會客公寓是36號B，第4層樓。

    按鈴一進門，就看得見大玻璃窗外鬱鬱蔥蔥的香港公園，轉身面對是一幅很大的莊嚴美麗的彩墨國畫，幾乎滿牆壁都是畫面上的一池荷葉蓮花，畫作的左上方恭正隸書着禪意深邃的十個字“一華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後來才知道，畫和字都是老師的高足、二位台灣藝術家所作。老師應該很欣賞這幅畫，從香港的堅尼地道到廟港的太湖大學堂，都在會客廳裡掛着它。也許老師希望每一位來客都能用心感悟到，大千世界裡的一花一葉雖然渺小，但同樣涵蓋着時空間萬有之共性，即釋迦牟尼佛所揭示的佛性，不必執迷於因個體現象而起的種種煩惱。

    第一次拜會，老師就讓我和他坐在“茂盛的荷花池”對面。我正襟危坐，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神清氣朗的老師，傾訴作為外交官維護至高無上國家利益和未來中國香港特區利益的艱難，以及由此遭遇的憋屈。他點着支煙，微微笑着，有時點一點頭，那種小說裡描寫的仙風師表，令人如沫春風。然後是我聆聽他的教誨。他直入正題，侃侃而談，分析當下香港局勢，肯定我的立場觀點，全非老夫子式的說教。他領我站了起來，走到客廳朝海的窗戶前說，收回香港是何等艱難的世紀大事。你對英國人不要客氣，但有的時候也要忍一忍，心氣要高，心態要平和。要和香港的記者們多些聯繫，經常請他們喝喝茶，你缺錢我可以給你……

    在他的言談中常常妙語連珠，還有精彩的旁徵博引、名句典故。見我反應遲鈍時，就操起紙筆寫下明示，自從首次拜會的十七年裡一以貫之。為此，我得幸珍藏了除老師的親筆信函、贈我著作扉頁上題稱的“陳佐洱老弟”外，積有二十餘件墨寶。

    例如為我勵志，他曾寫下明末清初“嶺南三忠”之一陳邦彥之子陳恭尹的詩句“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用詩人對南宋陸秀夫在珠江出海口崖門抱帝跳海的悲壯憑弔，喻意今日珠江口上的香港二百六十餘島仍被洋夷強佔的屈辱史實。陳的詩基調悲壯，感慨遙深，我至今記得老師一字字書寫、講解的情景，更加覺得肩負參與收回香港的重大責任。

    談笑間胡虜灰飛煙滅

    大約是一九九七年的六月下旬，由於連續五個晝夜艱苦談判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能否以及怎樣提前開進香港、以防止七月一日零時出現防務真空問題，有將近一個月未及造訪老師。當中英雙方達成一致的消息公佈於世，我立刻抽空去老師府邸。我要告訴他，幾天前，談判陷入最難僵局的那個深夜，我在會議小休的coffee time，獨自走出談判樓，在花園的大榕樹下轉圈踱步，腳下是車人穿梭的堅尼地道和香港公園，海風吹得頭頂上的樹葉瑟瑟響，心緒煩悶的我折身東望老師寓所，多想即溫聽厲，再接受些提點。如今在中央指示下，經雙方努力，取得了圓滿結果，應該向老師報喜。

    果然，當主賓圍聚在“人民公社”晚飯桌旁時，老師讓我“作報告”。南老師府上的晚飯歷來誰在誰都能上桌，流水席，大鍋飯。據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台灣講學時就這麼習以為常，那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曾戲稱為大陸的“人民公社”之“吃飯不要錢”。老師總是安排我坐在他右手邊的位子。自己吃得很少，幾粒花生米，幾筷子小菜、魚，一小碗粥。他喜歡聽學生們自由開放地談古論今，只有在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的時候，他才會像從雲端飄然而下，用爐火純青的平和語氣，一語中的給出個答案，而且往往是幽默的，深入淺出的，帶着警語、典故的，這是飯席最精美、豐盛的精神佳餚。

    已經是香港回歸屈指可數的日子，廳堂裡洋溢着熱烘烘的喜氣，話題由我軍先頭部隊將踏上被強佔去一百五十六年的領土，轉到英國的“日落”、香港的明天。老師和大家一起興致勃勃地批判背信棄義的“三違反”者彭定康，又為我在兩張記事紙上寫下寶貴墨寶，一張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指彭定康為一己私利，攪局香港平穩過渡；一張是巧改二字，推陳出新蘇軾《念奴嬌 · 赤壁懷古》中的佳句：“談笑間，胡虜灰飛煙滅。”隨着老師收起筆端，在場所有人一陣哈哈大笑，笑裡盡是揚眉吐氣，充滿自豪。（上）

    陳佐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