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葡國鮮花革命成功後，也在澳門立法會引入民成份，設計了以直選、間選、官委的「三分立法會」體制：將直選分配給葡國公民、用間選保障華人社團的聲音、以委任確保代表葡國的澳督在議會的利益。
坊間揶揄立法會是「垃圾會」。如果立法會有「原罪」，那這「原罪」會是甚麼？
「我想最重要的是組成的問題。第一是有委任，不是說委任議員就不會監督政府，但他們通常的力度都不是那麼大。」
「（其次）間選的問題更大，在某個程度上類近於委任，不過不是行政長官委任，而是社團之間的協商所得出來。」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分析道。
說起澳門的間選，不少人會以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來理解，但事實兩者並不相同。追本溯源，上世紀七十年代葡國鮮花革命成功後，也在澳門立法會引入一些民主成份，設計了以直選、間選、官委的「三分立法會」體制：將直選分配給葡籍人士、用間選保障華人社團的聲音、以委任確保代表葡國的澳督在議會的利益；雖然1984年澳督高斯達與土生的政治鬥爭，改革選舉制度，在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開放給華人居民享有選舉權，但仍維持「三分立法會」體制。回歸後，格局的「功能」有變，但不變的是間選席位仍由社團協商而得，並不存在競爭。余永逸表示，雖然今年專業界選舉，首次出現差額競逐，但結果並沒懸念。「可以預見，一個兩席、一個一席。」都已經協商妥當。他認為，香港的功能組別尚算代表業界利益，會出現競選，但澳門的部分間選議員，甚至不能代表整個業界。
「例如在體育及文化界裡面便是。體育界別已經佔了300多個社團，在文化界則只有100多個。那就是說，只要你得到很多體育社團的支持，可以說你在整個界別裡面就可以主導整個選舉的。事實上現時兩位體育和文化界議員，他們也是很多體育社團的領導層。」
顯然，整個立法會的組成傾向親政府，又或者親建制。
「其實與立法會的權力問題無關，而是說那些議員本身已經，又不能說合力自閹，但他們未必會以一個很監察的角度來監督政府。」
余續指，每當政府施政出現問題，即使有議員動議展開聽證程序，但結果都由大部分議員否決，認為政府內部監察機構，如審計、廉署已指出問題，立法會也不需要再舉行聽證。「認為如果我們要問政府,就通過質詢來問，口頭質詢或者是書面質詢問政府，拿文件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
「似乎也吊詭的地方就是，哪怕發現了問題又怎樣？政府會改正嗎？」
余永逸直言，所謂「問責」就是當官員出錯，會受到懲罰，或促使制度會因而得以改變，但這些在目前的澳門都仍缺位，整個問責制度頓成「有問冇責」。「審計報告都說他錯，廉署也說他錯，政府似乎並沒有改正。問題就會去到一個瓶頸位，就是即使我們立法會說是政府錯，那又如何？問題最終的結果是，大家都問完了，但是沒有責（任）。」
雪上加霜的是，立法議員的提案權受到很大限制，且涉及政府政策的還需要行政長官簽名同意。「問題就是，議員的組成也不會導致政府的一些不受歡迎的法案，會被否決。你可以看見，以『離保法案』為例，最終是政府撤案，而不是議員否決的。」
余永逸認為，先天結構導致了立法會積弱。議會在歐文龍事件後設立了跟進事務委員會，但之前不是常規開會，直至近年在跟進政府工作情況才稱有所改善，「就是說在概念上，它成立了一個架構，但是這個架構是怎樣操作？這個通常也是澳門政府的問題。」
「它把一個制度建構起來了，但是它不運作，人不願意去動。這也不只是立法會的現象，而是整個澳門政府的現象也是，我成立了那些委員會出來，但那些委員會真的會好好工作，還是僅僅是一個花瓶作用？」
雖然問題源於立法會的組成，但余永逸坦言，不認為今日立刻取消官委及間選，變成全面直選就可改變議會的生態。「現在立法會真的有直選產生議員，但現時澳門的選舉狀況，你就可以看見選了一些甚麼議員出來。」他說，「現在如果33席都是直選，按照比例來算，可能多了幾個反對的聲音，但是否足夠可以使這個立法會更加有能力去問責政府？如果現在完全直選的時候，這個狀況其實按格局來說，應該不會大變。」
所以說到底，現時局面是澳門人的選擇？「或者是社會發展吧。社會發展還沒有到那裡，就是還沒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