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眾人聚焦直選，但間選問題亦不容忽視。社會一直有討論是否應取消間選議席，但有亦聲音指應「循序漸進」。不必諱言，是否取消間接選舉席位，這個牽涉極大爭議，但從推動民主發展及社會進步和市民福祉的前提下，澳門是有必要進行政改。至於在進展方面，首先，不只是間選制度需要改革，更有的是對立法會體制即包括官委與間選的改革。然後，在持續政改的進程上，最終達到全取消間選議席及絕大部分官委議席——待有機會修改基本法時，實現普選立法會。
毫無疑問，相對官委制度，間選制度改革更為複雜和難度大。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間選組別應逐步細分，中央政府與澳門社會應有一個對話，訂出政改方向、時間表及共識。
錢與社團是議席之本？
余永逸指，過往澳門人口不多，界別很難分得細，故長久以來一直缺乏專業認證制度。然而，在專業甚或職業的身份不清晰下，立法會間選制度的業界代表性也就顯得模糊狀態。當中，最明顯的是「體育」和「文化」就同屬一組別，但在該組別，體育利益有三百多個法人代表，文化利益則只有百多個。「體育大過文化咁多，文化怎會有代表？」他指，該界別的兩位現任議員已擔任其中二百多個體育社團的領導層，「（取得支持）足夠有餘了，拿一半就足夠了，唔使攞曬。」他表示，近年已對社團有所要求，如要每年有活動，及連續七年有活動才可成為有投票權的法人社團，但這亦令新興社團更難跨過門檻，令故有利益更加鞏固。「你看見間選都是商人時，只要佢有錢，繼續去搞社團，我就搞足七年，之後攞咗法人，咁就可以做（議員）了。」
上述情況亦反映於間選議員的平均年齡。根據選管會公佈的資料計算，今屆間選的當選議員平均年齡是58歲，比直選議員的平均年齡46歲高得多。時事評論員蘇文欣認為，這是因為間選並非完全純粹的選舉，當中存在不少協商，「怎樣通過間選拿到議席？跟文化藝術沒關係的一樣拿到？因為間選只要拿到團體（支持）便可。如何得到支持？就在過去時間不斷支持他們辦活動。」
蘇文欣指，這是固有利益維持權力結構的方式，社團為維持生存，亦會將目標配合給予資源的人。而候選人需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才可有資源支持社團，故現時不少間選議員都是業界的資深代表，但未必是一個敢言革創新的年輕人。這也是香港功能組別「專業為本」與澳門間選「社團為本」的分別。
「現在不是在說專業，而是在說社團。澳門的專業界別，都是用團體去選舉，香港（功能組別）則是一人一票，例如我是社工，在社工界別的議席我有一票，所以它也是直選，不過票數較少，但也要逐票耕耘回來，澳門則是逐間機構耕回來。這分別很大。」
間選界別亦逐步細分
另外，直選拿到七千票也未能當選，但間選拿下一千票便可入局，當中是否不公平？余永逸指，在間選組別中要爭取內部提名其實亦不容易。他表示，間選雖似乎沒有公開的競爭，但提名期之前已有競爭，「而且是激烈的，而且可以很激烈。」而當這競爭於體制外的「黑箱」內進行時，「我們不會叫做『貪腐』，而是『市場化』，即『價高者得』。搞幾多個社團，支持多幾個社團，你能夠獲取提名的機會就越高，亦有很多所謂利益上的交換，令整個制度扭曲了。」
余永逸表示，長遠而言，今次間選中專業界別首次出現的差額競逐是一個好嘗試。「雖然都好似協商解決了，但起碼在專業範疇中，還可以分到『醫護』。將來會否可以分出另一批的專業，或將來體育文化界中，大家可以將體育和文化分開？慢慢將制度優化。」他又認為，社會可以開始思考是否可以引入個人票，「例如是否可分享給會員投票，而非會內22個代表，當有專業認證時，就開放給有驗證的人？或混合模式，一些界別仍是團體制，一些則有個人票。」
將來澳門間選又可否走向香港功能組別的模式？「這是很遠的路了，好遠好遠，我們連專業認證都未有。」余永逸認同，中央政府與澳門社會應有一個對話，訂出方向、時間表及共識，然後逐步推進，在每屆立法會將作出更改，最終達至一個較進步的體制。
至於官委議席問題，有意見認為，按照循序漸進改革，這在遵守基本法的有關「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規定下，從第七屆立法會開始，應該取消更多官委議席，或保留一席至多兩席，然後增加直選議席，起碼讓直選議席過半。
對此，余永逸表示，是否要取消官委、間選，每屆立法會將要更改甚麼，最終達到怎樣的結果，「如公眾覺得是一個步驟，我們就開始處理，就不要每次再爭持為何今次做這塊，不做另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