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逝世意外促成親台社團返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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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日的國台辦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一月十三日是台灣地區已故領導人蔣經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國民黨方面舉行多場紀念活動，其內部也有「尋找下一個蔣經國」的聲音，請問發言人有何看法？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追求國家統一，並為兩岸關係緩和做了一定的努力。我們願與中國國民黨在「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保持溝通，加強交流對話，共同維護兩岸同胞權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

　　蔣經國先生在臨終時，宣布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開了封閉近四十年的兩岸交流大門。而可能連蔣經國先生自己在身前也想不到的是，他的逝世竟然促成澳台關係的突破，曾經在「一二三事件」後被驅逐出澳門的親台團體的負責人，悄悄地返澳，借口舉辦追思蔣經國先生的活動，以試探「水溫」，既是以此為「突破口」，意圖打破前澳葡政府與澳門愛國團體簽署的協議，也是試探北京有關推動兩岸交流，實行「三通」的呼籲是否真切的。因此，三十年前蔣經國先生的逝世，在緩和澳台關係方面，無意間釋放了最後的「剩餘價值」。

　　實際上，本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親台勢力在澳門十分强大，台灣的黨、政、特、工、僑機關都在澳門設有代表機構，民間亦成立了九十多個親台社圑，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親台團體。每年十月上旬，便是澳門的愛國團體和親台團體「大鬥法」之時。十月一日的國慶節，愛國團體大搭牌樓，大燒炮仗，以示軍威。在隨之而來的「雙十國慶」，親台團體也「以牙還牙」地搭更高的牌樓，燒更多的炮仗，要將對手「比」下去。翌年，愛國圑體又如法炮製一次，親台社圑亦不甘示弱，如此循環反覆下去，十分熱鬧。

　　當然，當時國民黨駐澳的一些特工機構，也没有忘記它向大陸派遣情報人員及在大陸、澳門進行行動破壞的任務，製造了一些爆炸事件，更令愛國團體將之視爲眼中釘，非拔除不可。於是，便趁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之機，迫使澳督嘉樂庇在「投降書」的第六條中，列明「切實保證今後決不允許蔣幫組織在澳門地區進行任何活動」，及「嚴禁在澳門地區搞僞慶、掛僞旗、唱僞歌」等内容。一九六七年一月，台灣方面的所有圑體、組織、機構和人員，撤離澳門。此後，澳門便被視爲「半個解放區」，整個澳門地區，就只有位於文弟士街的「國父紀念館」，可以在館内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由於台灣辦事機構撤離澳門，使部分澳門居民感深不便：如欲到台灣旅遊探親或貿易，須到香港辦理申領入台證手續；欲到台灣大學就讀，亦須到香港參加聯考。一些未能領取往港旅遊證件的歸僑和大陸新移民，更是無法辦理有關手續。一些撤到香港的澳門親台僑領有見於此，於一九八三年向台灣當局入稟陳情，終獲答允在香港開設「華光旅運社」，直接辦理澳門居民的往台旅遊貿易及升學事務，並授權中國華僑協會澳門分會理事長可擔保其會員暨家屬申領「入台證」，但非會員仍未能享受到此項優惠。

　　爲此，已撤到香港的中國華僑協會澳門分會、中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澳門辦事處、澳門難胞救濟總會、聯義社澳門分社等四個社團，有意重返澳門公開活動，並爭取成立公開的「聯合辦事處」，統籌一切代理申請入台證、赴台升大聯考等業務。也就正在此時，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李為麟、陳國夫等「僑領」就籍機返回澳門，在「國父紀念館」舉辦追思活動，尤其是在一月三十日台北為蔣經國先生舉辦隆重的喪禮的同時，在「國父紀念館」公開舉辦公祭大會，並在澳門各中文報章上預先發了消息。當日，四百多名澳門居民前往弔祭。這是二十餘年來，親台社團的第一次回澳門公開活動，以「試探水溫」，既是要測試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有關推動「三通」」、「四流」呼籲的誠意，也是要試探「一二．三事件」的「投降書」中，有關涉台的內容的效力。他們發現，不但是澳葡政府沒有出面阻擾，而且愛國社團以至是澳門南光公司（即澳門中聯辦的前身）也沒有抗議。這就在客觀上，等於「一二．三事件」的「投降書」中，有關涉台的內容，部分不再執行。隨後，四社團又藉追思孫中山先生壽辰、逝世紀念日，以及蔣經國先生逝世一週年之機，繼續舉行公開儀式。這些活動，成爲四社圑的重要政治資本。

　　不久，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他們認為設立「聯合辦事處」的時機已經成熟，就透過台灣的報章雜誌和澳門僑團的内部刊物《僑聲》等發表文章，抨擊台灣當局負責港澳黨僑事務的高官，一直對澳門「忠貞僑民」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反而虚報「匪情」，製造澳門成爲一個「恐怖地區」的假像，誤導「政府」決策，事事表現出「敵未進取，我先放棄」的種種措施，弄致澳僑成爲棄嬰，無人過問，自生自滅。他們還由一些知名人士和社團上書台灣有關部門，力促當局關注澳門事務，先後向台灣「僑委會」提交《請政府迅即設立澳門華僑服務處，以利僑胞回國及僑生升學案》等議案。

　　親台社團在澳門的公開活動順利，引起了台灣當局的關注和興趣，開始考慮在澳門開設辦事機構的問題。當時華協分會的一位理事對筆者表示，台灣當局一九八八年底曾研究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包括來自救總、政戰及旅遊、僑務、情報等部門的文件，以便探討在澳門重設機構構的可行性。當年十一月間，四社團的負責人受到委託，在澳門進行有關「台灣在澳開設旅遊和貿易機構」的民意調查，在一百例家庭電話中，持贊成態度的爲三十七例，贊成但擔心引起左派强烈反應的有十五例，對詢問者的身份表示懷疑而未作答覆的有三十二例，認爲應在澳門設立更高層次的台灣機構的有八例；而持完全反對態度的則只有八例，顯得比例甚小。

　　調查的結果，使台灣當局黨務系統的海工會，政務系統的「僑委會」和民間團體都深受鼓舞，都想插手澳門事務，都希望能藉此計劃而奪得「頭功」，主張由他們來主持「澳門辦事處」，曾一度爭持不下，互不相讓，拖延了「聯合辦事處」的正式成立。尤其是民間社團的强烈反對由黨政部門出面設立辦事處，擔心恐將會過於敏感，難以通得過澳門政府和左派這兩大關口。而由民間社團出面，則可避開敏感問題。他們的計劃是，成立一個四社團的「澳門聯合辦事處」，在澳門南灣區物色一個二千餘呎的鋪位，以「華澳文化服務中心」的名義（契合當時何鴻燊先生以「華澳輪」接載台灣老兵返鄉探親的義舉），進行公開活動，其業務包括爲澳門居民代辦入台證，爲到澳門及大陸探親的台灣居民提供服務，爲澳門某些學校代訂台灣教科書，協助僑生赴台升學，以及代訂售台灣書刊等。當然，在這些公開的合法活動的背後，他們亦會進行吸收新會員、擴大組織的工作。

　　但是，民間社團雖然雄心勃勃，卻遇到一個困難，就是經費没有着落。他們希望台灣當局已經批准撥出的這筆經費，由他們來使用，而不是撥給亦打算在澳門開設辦事處的「僑委會」。而且更令他們深感挫折的是，就在他們正在為設立「聯合辦事處」而爭個不亦樂乎之際，「外交部」卻捷足先登，搶先成立了「駐澳門臺北貿易旅遊辦事處」。這讓他們感受「遭遇突然襲擊」，而放棄了由四團體設立聯合辦事處的計劃。不過，中國國民黨卻在此時恢復其澳門支部，以「華夏文化服務中心」的名義進行公開活動；國民黨支部主委吳華因暗中進行反對李登輝「台獨」的活動，及揭穿李登輝在「千島湖事件」中所製造的謠言，讓李登輝惱羞成怒，以「雙面間諜」之「罪嫌」要司法機關判處他「唯一死刑」（後經法院多年反复審理，獲判無罪）；而接任國民黨支部主委的莫志航，則改以「鏡海文化服務中心」的名義公開活動。

（發自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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