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新一屆全國政協澳門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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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一屆澳門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構成成分看，他們中的「博彩」成分有所降低。其標誌性的變化是，本澳老牌博企「澳博」的蘇樹輝因受屆期和年齡限制而缷任後，「澳博」未有人予以增補。按道理，以「澳博」在澳門社會經濟、政治的實力，當其得知蘇樹輝將要卸任的信息後，是不會不據理力爭，爭取推出新人予以替補的。實際上，在「澳博」內，擁有幾位具有省級政協常委身份的高管，是具備「升呢」的條件的，但卻是繼續留在原位置，沒有「更上層樓」。顯然，有關方面是為了切實貫徹執行「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及「不能讓博彩業一枝獨秀」的戰略，有意「壓低」博企在中央政治層面的地位。

　　實際上，在過去，「澳博」及其前身「澳娛」，因為其在澳門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在中央政治層面佔盡優勢位置。就以全國政協為例，當年何鴻燊無論是年齡還是任職屆期都已頂到了「天花板」，必須卸任。但其一心安排「接棒」的女兒何超瓊，當時尚未足以「升呢」，就希望能高唱《再坐一會》，等到何超瓊可以接任後再卸任。因而就以「美資博企勢力強大，需要華資博企挺住」，他必須「堅守陣地」為由，而爭取到「超齡服役」的優惠待遇。待到他的年齡和身體健康狀況都挺不下去之後，才予以交班，但卻改變了主意，由其時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的兒子何猷龍接班，而不是作為北京市政協常委的何超瓊。但即使如此，何猷龍並非是「澳博」的代表，因而何猷龍只能說是何鴻燊個人的代表。不過，何鴻燊也針對此種情況，早已佈局代表「澳博」的蘇樹輝晉身全國政協委員，從而保住了「澳博」及其前身「澳娛」的在澳門社會的地位。而今次何猷龍繼續留任，蘇樹輝卸任，除了年齡的因素，及中央繼續尊重何鴻燊之外，是否預兆著「澳博」在澳門博彩業領域以至整體社會所佔的戰略地位已經有所遜色，以至在未來的「賭牌開投」中，無法像二零零一年首次賭牌開投時，享有一定的「優先」待遇，而是必須與其他參與投標者平等參與，被「一碗水端平」？這就充滿了想像空間。

　　因此，隨著蘇樹輝的卸任而沒有替補新人，就使得在全國政協這個中央政治公職領域內，不但是整個博彩業構成成份降低，而且也是曾經是澳門博彩業龍頭的「澳博」及其前身「澳娛」的淡出。誠然，在全國政協澳區委員中，專業或副業博彩的仍有何猷龍、周錦輝、陳明金、蕭德雄，但目前只有何猷龍是博企持牌人，其餘的只是經營賭廳而已。儘管作為博企的「銀河」的負責人呂耀東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但他是「特邀香港人士」界別，而且其業務也不限於博彩業，實際上他無論是在本業還是全國政協委員所接其班的父親呂志和，就並非「獨沽一味」博彩業。更重要的是，呂志和是在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多屆後，才到澳門參與賭牌開投的，因而就「博彩業成分構成」而言，呂耀東也不是很強。

　　另外，「經濟界」的委員過去是前「財爺」譚伯源。雖然他並未直接涉賭，但卻主持賭牌開投，而且在分管澳門特區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務上，有向博彩業傾斜的跡象。而今次在「經濟界」出線的，是原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的劉雅煌。他不但不是主管經濟事務的政府官員，而且他個人也不涉賭，因而也進一步扯低全國政協澳區委員的「博彩」成分。

　　何鴻燊當年是以「遏制美資博企」為由，而爭取到「超齡服役」；而如今他的「大弟子」蘇樹輝卻不能「超齡服役」，可見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此一時彼一時也，因為現在華資博企已經完全可以擔當澳門博彩業的大任，而且「澳博」本身在博彩業總體量中所佔比例也已降低。更重要的是，有中央政策「發功」，不到美資博企「想做就去做」。據說，中央有政策底線，不能讓美資博企在澳門博彩業所佔份額繼續擴大，以避免威脅國家安全和澳門經濟安全。這也是澳門特區政府在批地、批出賭台等方面，均未能滿足美資博企的要求的主要動因。而某些美資博企還在賭台問題上糾纏不休，簡直就是政治嗅覺遲鈍。就此而言，當年何鴻燊的理由，其合理性和正當性已經大為減弱。

　　不管是否有意，從全國政協澳區委員的成分構成中，隱約可以窺見，博企在中央眼中的重要性已經減弱，中央不再對博企予以「政治加持」。而是將更多的政治資源投放於屬於「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其他行業，以至是中小企業。實際上，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與新興經濟有關的委員比例增多，多是經營多元業務者，甚至連地產界原委員也大量退場。但有反對派媒體說，柯為湘卸任與「海一居事件」有關，其實是會錯意。除了是不向地產界傾注太多的政治資源之外，也與柯為湘是受制於「三屆不連任」的規定有關，這與其他的「三屆」委員未能獲得連任，是同樣道理。

　　但也有其他一些「三屆」委員，仍可獲得連任，如廖澤雲、馬有禮、崔世昌、梁華等。這除了是「有特別貢獻」及「需要」的特別待遇之外，可能是作為常委人選的安排。實際上，廖澤雲現在就是常委。但另一方面，一下子有三名常委曹其真、楊俊文、顏延齡卸任，需要填補。而獲得連任的其他委員，可能資歷仍然不足，新人就更是難以「一步登天」，除非是「澳門陳馮富珍」。

　　其實，其中的馬有禮早就應該是常委。但奇怪的是，作為澳門社團龍頭的中華總商會，理事長是全國人大代表，幾位副會長是全國政協常委，但其會長馬有禮卻只是「陽春委員」。何況，其父親馬萬祺還曾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雖然不能「承襲」，但以其是中華總商會會長，而且以其社會地位，對社會貢獻等方面衡量，都比另一位只是副會長，對社會貢獻的程度也大不如馬有禮，甚至還不如另一位鄉賢全國政協委員的委員，卻因為「朝中有人」，而超越會長當了常委，而且其政治效益還外溢於其兒女輩，佔據了幾個直轄市政協的戰略要津，而令其他更具條件者「有為者冇位」。

　　這不但是不公平，而且按照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有關「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把好幹部標準落到實處。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匡正選人用人風氣，突出政治及「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於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勁」，以及「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讓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湧流」的用人標準來比照，也是政治「不正確」。因此，馬有禮的留任，有可能會「升呢」為常委，算是對他的「補償」。

　　倘其他幾位「超屆期服役」者也「升呢」常委，或將會失衡，因為都是商人，難說「均衡」。不過，也非絕對。嚴格來說，崔世昌是專業人士，而且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可以「溝淡」常委商人成分較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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