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剛進社會工作的大門開始，我明白社工這份工作一點都不易做，起碼在學習過程中，我將會面對到堆積如山的論文報告，面對所有學姐學長所謂高壓般的實習工作，不過，同時我也明白，這個過程正正是讓我畢業後，如何蛻變成關顧我們對象生活的守謢天使。
不過，看到近日《正報》報道有關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有意規範社工申訴範圍的新聞，我感受到有人把社工妖魔化成會與政府對立的惡魔，好像我們會在社會上作亂，破壞社會秩序，而這一切就成了剝削保護社工權利的「借口」。
首先，現時《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認可及註冊制度》法案一直令社工深感擔憂，在全是紀律程序的文本上，社工每一步的工作就像走在鋼線般岌岌可危，而手持平衡的竹杆兩端分別是法定紀律與對象權益的爭取，當中我們要找到平衡點，並不是件容易事。
身為一個學生，無論在課堂上或是實習的過程中，很多時會遇到我們所謂的兩難抉擇，而這種兩難抉擇，不單單是關於與對象的關係，如「社工應否因保護對象而破壞與對象的保密承諾？」而更甚的是針對社會上的結構問題，「社工應否為我們受苦的對象爭取屬於他們的權利？」
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我相信每位的答案都是：「當然應該！」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我們很多時為保護對象、為社會付出的時候，同時也面對的是有可能被對象因破壞保密原則而提告，或是被有關部門認定為滋事份子。
每個職業崗位、每個人遇到被懷疑時都應享有解釋自己的機會，令事情、問題能夠更全面及清晰，而申訴的權利本應是我們每個人的權利，社工亦然。而正正這個個人權利的保障是讓我們遇到被抨擊、被懷疑時，我們有空間解釋這一切並不是我們的自私，而是我們的專業正是存在很多的兩難狀況，但一切抉擇的考量，都是以我們的服務對象作依歸。
但看到二常會一名「法律專家」的議員提出因以免增加社專會和社工局的工作量，而提出規範申訴範圍，且重要事宜才可申訴，這一則新聞不禁令我產生一個迷思，擔心工作量多成為削減基本保障權利的理由，這本來就不合理，更甚的是身為社會上的專業人士提出此想法，是否更不合理？定還是像記者所表達的印象所說「有委員把社工視為對立的群體，恐怕他們會作反、搗亂，必須用盡方法戒備」，我但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