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年一度的藝術節又開鑼了。近幾年藝術節的票房中，本地演出都是一枝獨秀，常一開賣就率先爆滿，多要加場以餉觀眾。而作為今年藝術節其中一個本地演出《洄游》，是有關澳門印尼移工的紀錄劇場，演員也由一班印尼移工擔任，其導演及監製則向筆者表示：對票房她們並沒有那麼樂觀，原因好簡單：「身邊一些朋友都表示興趣不大，他們會覺得：為什麼我要買票來看家中女傭的故事？」《洄游》導演Nicole （黃詠芝）這樣說。
這是她首次參與藝術節，由她主持的這個印尼移工劇場作品已發展兩年有多，從社區演出到參與藝術節，把議題放在更大的舞台上，除了希望能獲得更多關注，也有點想測試一下澳門人的反應。前兩年是社區演出，沒有票房壓力，姐姐（印尼傭工的䁥稱）們的朋友與澳門觀眾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而今次是黑盒劇場內的售票演出，對於到底有多少對這議題有興趣的本地觀眾，她表示懷疑。
現在票房顯示兩場已經滿了，還加開了一場。導演有點苦笑：「這兩場雖然叫滿座，但是否代表澳門人接受這個議題或對這個議題真的表示關心，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仍然有好多人可能連進入都未願意，覺得我為什麼要了解她們？」監製表示加開的一場其實還未滿。由於今次票價貴，姐姐們的的朋友難以負擔，劇組便自行買入一些票優惠給她們，她們的朋友只需付30元就可以進場看戲，所以他們也幫助促銷了一些票。
三年計劃，主題愈挖愈深
在台灣修讀新聞系，後再讀應用劇場碩士的Nicole，在讀書時期就接觸印尼這個國家及移工的議題，在學期間亦曾前往印尼做義教，因而對當地有了一定的認識，回來澳門後，藉著文化局開展「藝術在社區」的機緣，便開始嘗試以戲劇手法來呈現印尼移工議題，一做便做了三年，今年更由社區躍入藝術節的舞台上，嘗試把這個議題擴大和深化。
「第一年主題是『鄉愁』，第二年則圍繞她們的身體在勞動過程中所留下的印記，如工作過程中的勞損，或住的地方有好多監視器會令她們的身體繃緊等，而今次我們想探索問題的根源，就是這批勞工出現的原因，她們的家鄉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來澳門，這是我們想探討的第一部份；另一部份就是她們來澳後，對於她們的原生家庭，三代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怎樣的改變；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再有機會選擇，她們還會不會來澳門？所以今年作品主要核心是：移工出現的背後原因。」導演Nicole 說。
由於這次要探討的是印尼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問題，所以導演和參演的印尼移工，還有紀錄片導演林鍵鈞，在今年初特別去了一趟印尼進行田野調查，到多個城鎮採訪了幾個家庭，還訪問了當地勞工局和介紹女傭到海外工作的僱傭公司等，演出中雖未必能如數呈現，但這些採訪調查使整個演出文本更形結實。
「關於來澳門工作的原因，她們自己也沒法說清楚，她們只知道自己窮，但不知道貧窮的背後是什麼。今次演出用『洄游』這個名稱，這本來是指寒、暖流交滙的一股力量，我們發現，在她們身上也有這樣兩股不同的力量在作用著，驅動她們離開家鄉：『寒流』就是印尼的政治經濟，『暖流』就是她們的家庭。今次在印尼時，我們發現是『各處鄉村各處例』，她們所身處的鄉鎮會有一些不同的規條習俗等，使得她們不得不外出工作。演出當中會通過三個個案透露，好多不公平是來自於一些潛文化，如我們去到一個鄉村，看到很多漁夫閒著沒工作，原來當地規定在休漁期時這些漁夫不能去做其他工作，因此他們只能變賣家中物件以維持生計，這便製造了很大的貧窮，還有一些大公司只會請廿多歲的大學生去工作，那些曾在外地做女傭的，回到家鄉工作後好難會有人再請她們工作，變相她們只能不斷外出工作；也有些規定女性要負上更多的責任，如要有能力照顧整個家族等，所以今次演出會主要談及移工背後的成因，這是與之前完全不同的一個全新演出。」
雖然是一個與印尼密切關係的作品，但演出很難在當地上演。「對當地來說這個題材比較敏感，我們也要保障這班移工，未來希望能有機會往台灣演出，希望能與一些關注移工的學術文化機構合作。」
演出是一種賦權
今次參與的演員，有七成以上都是合作了超過一年的，也有三年都有參與的。她們與導演和整個團隊，都相當熟悉和有一定默契了。「開始第一、二年時，我會做好多工作坊，來打開她們的思維和身體，讓她們意識到可以在劇場裡說自己的故事，我的演出內容好大部份也來自於這些workshop。」
雖然對導演來說，面對一班素人演員最大的困難就是拿捏的問題，尤其她們的經驗和時間都很有限，狀態亦十分不穩定，排練常會出現很多狀況，很難要求她們有更多的投入，在這方面，有時會感到無力。然而三年下來，這些移工演員還是有一些明顯的改變的，Nicole說看到她們愈來愈有自信，說話也愈來愈大聲，今次演出中也會有讓她們以母語說出的獨白，希望她們能更坦然地演出，她們當中有一些十分有表現力的，來自她們的個性和自身經歷，這些都令人欣喜，是劇場empower 了她們。之前的演出她們都不會叫她們的老闆來看，但今次可能會叫了，不過因為藝術節的票價關係，她們也不太好意思。
監製Bobo說，第一次在三盞燈的戶外演出，她們的表演令不少同鄉都十分感動，這使她們增加了不少信心，知道真的有能力說自己的故事，而且可以這樣有感染力。「讓她們說自己的故事，抒發內心所想，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想做的事。」而劇場就是這樣一個平台。在第一次三盞燈演出後，就有一些移工慕名而來參加工作坊，不過往往到了演出排練，人就不見了。導演說：「我也寧願她們放棄我們，真的，我很明白對她們來說，工作才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最後留下來願意做演出的，是排除萬難，放棄了一些東西才來的。監製說：「我覺得在這三年之中，她們是慢慢找到了這件事的價值，所以才來當演員的。第一年可能是好玩或什麼，到第二年，她們可能開始意識到這個作品是可以讓她們講到自己一些較深層次的問題的，而到了第三年，就更是毫無保留，允許我們去到她們家鄉，把個人的生活狀況攤開，讓我們了解得更深入。」Bobo說其實今次有機會回家鄉她們都好開心，因為平時想回去一次也不容易。
由於移工們只能在星期日排練，所以一星期只能排練一次，而且她們多是帶著一個很疲憊的身體前來，由於缺乏時間練習，也無法記住台詞和走位等，排練中亦一再出現遲到、缺席甚至辭演的情況，這些對導演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
計劃最終目的：揭開命運的神秘面紗
導演Nicole 認為，計劃走到這裡，除了希望讓澳門人能對印尼移工的狀況增加了解，另一層十分重要的，是希望這些移工能揭開自身命運的一些神秘面紗，更了解自己的處境和狀況。
「對這些問題她們當中很多之前都是不了解、沒有思考過的。好像今次演出中會呈現的那個家庭的三代人，我是分別去訪問她們，而當中有好多話她們都沒有與對方說過，她們互相積存已久的一些無法向對方解釋清楚的問題、誤解等，我希望這個演出可以增加她們這幾代人之間的溝通。當我給演員看這部份的文本時，她們都說看到哭了，這代表著文本中所說的，不只是這一個家庭，可能她們當中好多都有著類似的問題，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與家人溝通的問題。而在這個愈挖愈深的創作過程中，我很希望她們能多點了解自己的狀況，自己原生家庭的問題，可能我無法使用「解決」這個字眼，因為問題太大，牽涉的太多，最後也是要靠她們自己採取行動去做出一些改變，現在我只能把一些問題梳理出來，希望她們能更好地了解，然後發生一些改變。」
從田野調查到撰寫文本，從梳理問題到排練、演出，無論一星期只能排練一次的移工們，還是劇組裡的各位，走過這三年，都十分疲累，而要說的話還有很多。她們說目前還未有太多心力放在宣傳上，而宣傳也好像點以找到那些吸睛的伎倆，因為演出都是素人演員，議題也比較冷門，好像很難引起公眾注意，而其實藝術節似乎從未上演過相關議題的作品，更不曾有本地移工的參與，無論台上或台下。你願意走近這個作品，就如走近每一天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那些移工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