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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澳門國家認同好於香港

2018-08-20 03:07
  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近年來香港和內地關係的激蕩變化讓人困擾,這追根究底是認同方面的危機,層出不窮的以內地爲攻擊目標的運動已經說明瞭這一點。但有趣的是,無論是依據直觀感受還是調查數據,比鄰香港的澳門卻在認同方面表現了不俗的成績,對中國公民、一國兩制的認可,以及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澳門都比香港表現搶眼,更有意思的是,澳門在回歸之前就對北京保有高度的認同,回歸進一步強化和鞏固了這種認同。
  對於這種差異,我們很容易用經濟的角度來解釋,比如澳門的社會福利比香港好很多,人均GDP穩居高位云云。但誠如趙鼎新所言,現代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認同政治。俗話講,有錢不一定會快樂,因爲你深信錢不能給你帶來快樂。社會當中有諸多的階層,而在哪一個位階,除了由佔有資源的多寡決定,也受認同的制約。
  認同是可以被塑造和建構的,在一定時空內,統治階級會打造文化霸權,將自身的意志作爲社會意志貫徹給社會,這也是爲什麽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注重宣傳的作用,因爲宣傳是認同塑造的途徑。當然,文化霸權論屬於左翼的一套,詞彙上帶有一定的價值色彩。如果中性一點,其中統治階級可以泛化官僚體系,或者進一步上升爲國家(state),因爲對社會的統禦和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來完成。而文化霸權,不過是國家在全社會上構建的一套政治文化,來維持這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中性理解文化霸權,應該是國家在全社會推廣自身意志的過程。
  這看上去像是政治社會化,而且是從國家的維度來討論一種主動的政治社會化行爲。對國家的認同,無可厚非屬於國家要去進行推廣的一種價值,因爲它有這樣的內在動力。民族國家(nation)是現代政治的主流國家形態,其內部凝聚力對國家認同有更多的要求,早期的認同體現著血緣和文化,但因爲民族這個事物的可構建性,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更多體現在政治認同。國家有在疆域內滲透國家能力的內在要求,而政治認同是國家能力的一部分,反映國家能力的強弱。
  所以說,港澳呈現認同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中央政府在兩地權威性的不同,這有其歷史的根源。民族國家是西方的舶來品,傳統中國並不是民族國家,在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國力衰弱,在主客觀條件下,中國接受了以民族國家爲標準的現代國家體系,並最遲在1949年完成了現代國家的構建,而香港和澳門都不同程度脫離了這個過程,多少影響了港澳的國家認同。
  其實在1949年之前,香港和澳門雖然已經淪爲他者之地,但和內地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內地民衆可以在港澳自由往來,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也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港澳社會,省港大罷工期間,從香港民衆對內地的熱情聲援中可以窺見這種影響力,也可以看出一種樸素的國家認同已經出現在香港。但是在1949年之後,隨著冷戰開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聯繫減弱,人員往來受到限制。特別是60年代的左翼運動失敗後,中共在香港的體制遭到衝擊,港英政府不失時機地加強了在地統治,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下降。而重新確立某種政治存在,已經是80年代之後的事情。
  與之相對的,是中國政府對澳門政治影響力的持續性。從葡萄牙出現在澳門時候起,其至始至終未成功在澳門建立起有效的統治。雖然在帝國主義時代,葡萄牙人趕潮取得了澳門,但關於歸還澳門的討論一直不絕於耳。如果細究將澳門變成殖民地的《中葡友好通商條約》,你會發現中葡其實分享了對澳門的治理權,澳門殖民地的地位從一開始就存疑。葡萄時期,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治理範圍一如既往僅局限在葡萄牙族群,對於社會大多數的華人族群無力關照,也相應形成了澳門特殊社團政治現象,即葡人依靠華人社會團進行社會治理的委託代理模式,而華人社團始終和中國中央政府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何厚鏵和崔世安身後的家族,都曾在葡澳時期,扮演中共的代理人角色。
  歷史淵源給中國國家力量重新進入港澳提供了不一樣的基礎。港澳回歸,北京有在港澳樹立權威性的內在必要性,反過來,也可以說港澳勢必要與國家單位進行必要的融合,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則是重要的方面。出於維護香港穩定,以及對血緣、文化等傳統族群紐帶的自信,北京在一段時間內對香港採取“急凍式”的政策,即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保持香港原有的政治生態。但作爲中央政府授權下的地方自治政府,香港不可能永遠區隔在中國治理體系之外,隨著內地與香港兩地交往的深入,北京的國家力量不可避免會進入香港,也勢必會與原有的社會結構和體系之間發生張力。特別是,相較澳門,回歸前中國在香港的國家力量基礎比較薄弱,回歸後又面臨著港英政府遺留下的制度性阻礙,比如其在60年代後培植及擴大的香港官僚體系。反二十三條,反國教等涉關認同的政策被抵制,追根究底是這種張力的反映。而澳門在回歸之時,其社會治理主體的華人社團,已經是國家治理機制的一部分,能夠有效貫徹國家意志。
  言而總之,港澳國家及政治認同的差異,本質是國家能力在兩地的差異。國家有在疆域內輻射社滲透國家能力的內在要求,港澳在回歸後不可避免要作爲地方政府經歷和國家融合的過程。由於中國國家能力在兩地不同的歷史基礎,在國家認同重新確立的過程中,也相應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制度性阻礙。但仍然要認識到,在後民族國家時代,政治認同已經成爲民族國家認同的主要面向,傳統血緣、文化等話語在凝聚力方面存在局限性,但這並不是說傳統的話語要素已不重要,而是要本著繼往開來的精神,應對新形勢,爲國家認同賦予時代意義。
  (《知乎》  王曉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