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民防綱要法》諮詢文本，不只是建議刑事上設立新罪的「虛假社會預警罪」，為此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及爭議；文本亦建議立法引入規管傳媒，此舉讓人們質疑當局，旨在加緊拑制傳媒的新聞自由以及編採獨立自主，其結果必導致傳媒無法履行監督政府之責，變相成為「一言堂」。
黃東批鼓勵報道之說「多此一舉」 憂當局形同《1984》真理部
保安司長黃少澤早前提及，政府鼓勵非民防架構成員的傳媒機構優先發放民防訊息。時事評論員黃東批評，這建議實在是「多此一舉」，「人係有良心嘅，當重大災難發生時，傳媒唔使你鼓勵都識得去做。人性本善，毋用你多此一舉。」
黃東表示，若當局強制傳媒必須緊跟政府的口徑，去反映政府希望表達的意志，「咁就無咩言論自由可言，呢個係十分恐怖嘅事。」他憂慮，一旦當局真有這種想法，就會變成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書中所描繪的「真理部」般，「政府講的就係真理，市民講的就係歪理，這個問題將會變得十分嚴重，係一步一步咁收窄緊《基本法》賦予我們的公民權利。」
「我們已經無民主，那怕只係一點點自由，我們都要去珍惜、尊重。但是現在政府每一次修法，都係逐步收窄緊我們的自由，溫水煮蛙。我們最憂慮的是，政府的科技、人力、物力、財力愈來愈豐厚，但係見唔到有維護公民基本權利。我們不禁要問，點解你要這樣做？」
傳媒特性毋須懷疑　甄慶悅：劃蛇添足！
本身是傳媒人的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就反駁諮詢文本，他指出，傳媒的社會責任在於監督政府及社會，以及報道社會上重要事件，在災難之下，所有有能力、有資訊的傳媒都會報道與民防相關的訊息，「這個就係傳媒的特性，並不需要懷疑同強調的。你要係其他法律入邊強調社會責任，我就會覺得明顯係劃蛇添足。」
甄慶悅強調，《出版法》第4條第一款規定，「出版界思想表達自由的行使，不受任何形式的檢查、許可、存放、擔保或預先承認資格等限制。」但當《民防法》同樣存在規管傳媒的條文時，「究竟我跟邊條法律好？」這當中，《民防法》指如果民防架構成員的傳播機構不合作，負責人就有可能面對刑罰！「但根據《出版法》，我係完全有新聞自由，以及必須要報道。中間究竟要點樣平衡？所以我覺得，根本係唔需要再多此一舉的。」
他亦認為，政府今次的立法取態，可能在於政府對傳媒行業的天職並不理解，更瀰漫著一種抗拒的心態，「其實天鴿期間，做傳媒的人並不是不盡責，傳媒希望報道最新最快的訊息，只不過係政府提供不到，而不是傳媒不想報。」
出版法有法可依　林玉鳳：不應另訂新例規管傳媒
本身是傳媒學者的直選議員林玉鳳，完全反對諮詢文本這項規管傳媒的建議，指出，傳媒的天性就是會在發生天災人禍時主動報道，「根本不用政府去講。」又指傳媒機構本身就要負上社會責任，「究竟傳媒的報道有無錯，都係要有人去告先可以證實到，政府現在又要求其負上行政責任，其實係不恰當的，因為傳媒機構不是要幫政府。」
林玉鳳強調，當局不應在《出版法》以外訂定其他法律，來規管傳媒在何時應做什麼，否則傳媒的角色就會被僭越。她亦認為，若政府希望鼓勵傳媒，就應利用法律規定民防中心要向傳媒提供最真實、最即時的資訊，或訂定由一個機構負責向傳媒提供訊息，其實就已收鼓勵之效。
吳國昌：「天鴿」訊息混亂　非因傳媒拒絕報道
直選議員吳國昌認為，政府透過「民防法」擁有更多手段去控制傳媒，但這些手段對於公共利益未必有利，反倒會損害新聞自由。他強調，大眾傳媒的本質就是肩負社會責任，重視及報道重要訊息。政府不應透過惡性的方法來對待傳媒，反之應以善意的態度提醒傳媒，並做好發佈重要民防訊息的工作，才是關鍵。
今次政府對民防制度的檢討，源於去年的「天鴿」風災。「究竟天鴿期間，傳媒是不是拒絕報道政府的訊息？我們是看不到。」吳國昌指，風災期間的訊息混亂，非因傳媒不報道政府的民防訊息，而是政府無法及時向傳媒及社會提供訊息所致，「例如地下停車場浸死唔少人，政府有無提供足夠資訊去警醒居民不要在風暴潮期間進入地庫？沒有！」
吳國昌亦質疑，究竟何謂重要的民防訊息？「風災期間這麼多訊息，究竟那個先係重要？其實傳媒本身有編採自由可以去判斷。」他指出，大眾傳媒的本質就是肩負社會責任，盡力保持重要訊息要公諸於世。而政府有為了公共利益去發言的權利，傳媒亦會尊重政府這樣的權利，「但是政府所發放的訊息，是不是真係有咁重要？傳媒自己有權去判斷，如果判斷錯誤、亂咁嚟，咁呢啲傳媒都要打包走人啦，根本無法係市場上生存。」
他認為，與其透過法律強制要求傳媒在民防期間報道政府訊息，不如政府必須先做好自身的工作，令自己有能力在民防期間發佈重要訊息，並在發佈訊息的同時善意提醒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