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打壓」言論自由無關，其實是在提前「拆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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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開筆前，先作一更正，一利益申報。

　　一是更正。本欄上週六「十年十件中葡友誼建築物」之說，實際上是「八年十件紀念品」，其中有兩年是兩件。實際上，這項系列工程是從一九九三年開始的，此時距離澳門回歸只有八年時間。但為要湊足十件，因而其中有兩年是兩件。分別是一九九四年的「男女」及「女人與狗」，一九九七年的「乘風展翅」及「東方明珠」。

　　二是利益申報。因為本文是談及司法警察局質疑區錦新議員涉嫌「誹謗」，而恰在此時，被當事人自稱為「回歸後第一宗」新聞評論被控告「誹謗罪」的案件，剛在初級法院獨任庭審理。

　　其實，是這位當事人「搶了頭功」，這個「頭功」本來應由筆者來「領取」。就是在「十幅墓地案」鬧得正夯期間，時任檢察長、現因貪賄案發而正在服刑的何超明，向新聞界聲稱檢察院將安排「預審」該案。筆者撰文指出，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起訴階段的「預審」，就像法院審理案件階段的「上訴」，是被告、原告，或輔助人不服檢察院的起訴意見書而提出的，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是由檢察院進行「預審」，否則就等於是「球員兼裁判」。實際上，初級法院也在星期日連夜發表聲明，澄清及否定何超明的說法。

　　可能是何超明擔心筆者在「十幅墓地案」進入司法程序後，將會繼續撰文進行分析批評，不利於他實現某些個人政治圖謀，於是就先下手為強，以「誹謗檢察院」，「濫用新聞自由」等涉嫌罪行，立案偵查筆者。主要「罪行」有三件，其一是在二零零七年的「五一」遊行中，有人侮辱五星紅旗，所有新聞媒體都有報導；其二是二零零九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時，身為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的高天賜拒絕投票，並在會場外中法定不准洩露投票對象的範圍內，向記者聲稱他因為支持何超明，反對崔世安，而拒絕投票，這也是所有新聞媒體都有報導；其三是所謂「銀河假招工案」，後來經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調查，發現反而是向警方報案「銀河假招工」的新興工運團體，其實是在製造假案，自己銷毀招工表格卻栽贓給「銀河」，當時也是所有新聞媒體都報導了這個調查報告。

　　對此，筆者都曾為文指出，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在「得悉犯罪消息後」，應主動立案偵查。但檢察院卻沒有立案偵查。何超明則以筆者「誹謗檢察院」、「濫用新聞自由」對筆者進行立案偵查。主理檢察官聲明，只要筆者收回上述言論，就「放過」筆者。後來，筆者提出，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受到偵查的犯罪嫌疑人在未受拘捕的情況下，偵查期限是八個月，預期倘不起訴就應當銷案，但已經過了八個月，卻既不起訴又不歸檔，涉嫌違反《刑事訴訟法》。何超明就又陸續以筆者的這些言論，作為新的「誹謗檢察院」及「濫用新聞自由」的「證據」，以維持「八個月內」的時間。但新增「案情」卻沒有通知筆者，刻意讓筆者追問，又可增加新的「八個月內」時間。

　　第四屆特區政府「組閣」，行政長官崔世安未有向中央政府提名何超明繼續出任檢察長。筆者為文，分析這是出於「十五年全落」的安排。何超明致函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指責筆者。

　　而正因為何超明未獲提名繼續出任檢察長，這就為後來新任檢察長葉迅生領導的檢察院起訴他，而終審法院也判決其貪腐罪名成立，提供了便利條件。當然，也是在新任檢察長的安排下，才宣布對筆者的案件，予以「歸檔」亦即銷案處理。否則，輪不到初級法院正在審理所涉案件的當事人，成為回歸後首宗因新聞評論而被控「誹謗罪」的新聞工作者，筆者才是「獨享」該「榮耀」者。

　　但是，筆者做不了「第一名」，卻已經鐵定將會是「第二名」。因為又一宗以新聞評論被控「誹謗罪」及「濫用新聞自由罪」的案件，落在筆者的身上，已經被檢察院正式起訴，並由初級法院安排日期開審。

　　該案的案情大致如下，去年四月十七日，本欄發表《葡方在國籍問題上抵觸〈中葡聯合聲明〉》一文，全文的基本內容是針對葡國駐澳門總領事館，在進行葡國選民登記的活動中，將持有葡國護照的十多萬澳門中國公民視為「葡國公民」，呼籲他們前往進行葡國選民登記。筆者批評，這是違反《中葡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的規範，及挑戰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籍法〉在澳門特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也是是違反了自己訂立的「葡方備忘錄」的精神的。其中有一段內容，不點名地提到，有人參加葡僑委員會選舉及葡國護照的申領等問題。

　　由此，高天賜、姍桃絲、劉文度等三名葡僑委員會委員，委托某葡籍大律師向筆者提交了律師信。本欄依照《出版法》關於「澄清權」的規定，予以全文刊登。緊接著，三人正式向檢察院提告筆者涉嫌犯下「誹謗罪」及「濫用新聞自由罪」。其中因為高天賜是立法會議員，因而檢察院以「加重誹謗罪」起訴。本來，初級法院已經安排一位法官排期開庭審理，但該法官以三名原告提出的民事賠償額，超過獨任庭的數額，必須由合議庭審理，而予以退回，現在正在等待法院排期。因此可以說，筆者雖然「領不到頭功」卻也榮幸地「拿到了二功」。此為利益申報。

　　關於司法警察局要求區錦新議員道歉之事，現在雙方各持一詞，各有各的理由。其實，正如本欄上週五所言，此前被「誹謗」的官員，都是一笑置之。尤其是筆者未有談到的二零零九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時，得到中央支持的崔世安，卻受到自稱得到「中央支持」的何超明的團隊的瘋狂攻擊，甚至還衝擊記者會現場，到競選總部「踢館」。而所謂的「炸彈」，其實都是「空包彈」，子虛烏有。但崔世安就是一笑置之。

　　何超明是司法官員，其當年在西南政法學院讀書時，有許多同學後來都當上副部級以上的公安及司法官員，何超明與他們的關係極為密切。其中一些人是周永康的「馬仔」，而周永康當時確實是「中央領導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所謂「中央支持」何超明，或許真有其事。但周永康並非主管港澳工作，當時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是習近平。

　　其實，崔世安當時以「一笑置之」來處理何超明團隊的攻擊，就留下了後來就連個別建制派人士也攻擊他「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後患。還是何厚鏵政治智慧高，在一九九九年第一任行政長官選舉時，他在首次記者會上就提前「拆彈」，坦然承認自己犯過「男人容易犯的錯誤」，使得其對手無從下手。

　　實際上，台灣出版的「選戰」教科書中，就有一本是《擊人之短》，專門教導參選人在選戰的關鍵時刻，以「黑材料」擊倒對手。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興票案」，讓本來最有機會當選的宋楚瑜，「長使英雄淚滿襟」。

　　因此，倘是結合到明年將會進行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現在的一些做法，其實也是在提前「拆彈」。尤其是所謂「警方勾线」的指控，直接關聯到「普世價值」、「人權」，而這些說辭卻正好就是區錦新議員等反對派人士最「朗朗上口」的。因此，此事件可視為「提前拆彈」之舉，與「打壓言論自由」無關－－盡管表面上可以這樣合理評論。

　　不過，從近來司法機關對涉及反對派的刑事案件的處理方式的「規律」看，將會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只要達到「拆彈」之目的，「控告」就是可免則免。何況，某被視為「大熱門」者，也曾說過「與其追究別人，更應檢討自己」的話。因此，用句閩南語來說，就是「免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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