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決定將澳博及美高梅的博彩批給及轉批給合同延長至2022年3月22日，使六大博企的賭牌統一到期，引起社會對於賭牌重新競投問題的關注。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過往社會都曾經討論過應否將所有賭牌放在同一個時間進行競投的問題，「是否要同一個時間一齊競投？還是可以分成不同的年期作個別競投？兩者其實都有好有不好。」
他指出，當所有賭牌一次過重新競投時，各個企業的條件均一致，造就競投時的公平性。但是同時競投的不好處則在於，當一間或數間博企的營運本身出現問題，導致博企本身不願意續牌時，舊博企與新博企交接之間的空窗期又能否順利交接？「或許會出亂子。」但當不同的賭牌分開不同時段去處理時，博企與博企交接期間仍然有其他博企可以合法、正常經營博彩業，這對於賭牌的重新競投以至經濟都有一定好處。
「當然上述的討論最終沒有結論，但直到今日，政府對於重新競投賭牌的最大問題是沒有政策，究竟有多少公司可以持牌？有什麼條件？政府無政策，大家都在揣測北京的影響力，似乎現時要解決賭牌到期的問題時，唯一的決定就是重新競投。但是重新競投又要什麼條件呢？」
兩億元合理不合理？余：不認為政府厚待博企
政府決定為兩博企合同延期的消息一出，社會其中一個關注的焦點在於：兩億元的一次性回報究竟是如何得出？政府的答案是「經綜合考慮」，又以兩億元回報是博企每年需要支付的三千萬元溢價金的六倍有多作為「理據」。余永逸指，三千萬元溢價金的水平是在十多年前訂定的，以賭權開放初期的水平來說算高，「但現在一間賭場一年的收入又何止三千萬？即使是兩億元回報也不算多，但這是否代表社會期望未來博企支付的溢價金會更高？」
余永逸指出，不少博企本身曾經抱怨過，本澳的博彩稅收以及其他需要支付的負擔已佔博企收入近四成，當中博彩稅收高達三成半，已是全世界最高，「拉斯維加斯都只是一成。」但他指出，當博企每年賺得多時，政府的稅收亦隨之而增多，「這樣的情況下，溢價金是否真的太少？也未必是的。若將溢價金增加到賭收百分之一甚至一成，是否代表間接將本澳的博彩稅增加多一成？是否等同加稅？」
「事實上公眾是有一個考慮因素的，我無端端讓你多賺兩年錢，好像很著數，其實你不讓他延期也是的，但是社會就會面對著一些社會成本以及高險。」余永逸不認為政府同意兩億元的回報是「厚待博企」，亦不認為本澳社會因此而有明顯的損失，因兩博企會繼續支付博彩稅及溢價金，「當年釐定的溢價金其實某程度上是保證、穩定了政府的收入，無論博企賺多與少亦都要支付。若已有這麼高的博彩稅水平，理論上應該不收。但公眾的感受純粹是你搵得多、付得少。」
三主三副賭牌2022年齊到期 余：重新競投北京有影響力
政府今次延長兩間博企的賭牌可謂賭權開放後的先例，而距離2022年「三主三副」賭牌到期，社會關注當局是否有足夠時間完成修訂《博彩法》以及籌備重新競投。余永逸就笑言，即使政府未能趕及在2022年完成所有工作，按照法律規定仍然可以將合同延期，「但問題是，若果政府真的這樣做，就會令整套制度變得十分肉酸。坦白說連司長亦不好意思說清楚競投的問題，大家亦明白賭牌問題不只是澳門政府本身的問題，更是牽涉到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美資賭牌問題。」
余永逸亦認為，北京對於賭牌重新競投是有影響力的，「事實上你根據金沙主席艾德森的說法，他都說過當年是幫北京遊說，爭取到2008年申辦奧運的資格，希望北京可以幫忙取得賭牌。這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在澳門的賭牌批給上是有影響力的。而司長在記者會上都提到要聆聽各方意見，包括北京的意見，這是否代表著北京的影響力十分大？我相信也是的。」
他亦指，當北京未有作出決定，而特區政府亦無法處理這個問題時，無論是公眾或是博企本身有一定疑慮是正常的，「永利早前亦說過擔心續不了牌，甚至你看看何超瓊近月的行徑，好像想回到澳博，是否美高梅及澳博的賭牌會合併？其實都是牽涉到美資公司，這反映出有兩間美資公司有一點憂慮，這是存在的。我想賭牌的問題要看中美持久的角力，在未來一年這個狀況是否有緩和跡象，令北京決定到對美資的態度如何，事實上這牽涉到很大的資金，在北京眼中變得更重要時，要看看中美關係是否會暫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