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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不是難堪事,吏治方為大問題

2019-03-29 05:21
  近期廉政公署成為澳門特區的一個「熱門」機構。其一舉一動,都給人們帶來豐富複雜的想像意境空間。有人認為,廉政公署近期連續公佈系列大案,是要在廉政專員張永春的本個任期結束前,「秀科利」展示成績,爭取獲得新一任行政長官青睞,繼續向中央政府提名,甚至是「更上層樓」。也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分析這是「特首戰」的重要手段,讓其中一名潛在行政長官「大熱門」的威望及政績受損。更有說是為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保駕護航,在屬於「外部勢力」的某些境外反貪組織對澳門的「排名」嚴重滯後的情況下,以澳門特區反貪成績裴然的事實,作出反擊,當然是在崔世安的任期即將結束時推出,既可以為崔世安十年任期的最後階段發揮「臨門一腳」的「加分」作用,又不至於會損害崔世安的威信。這些議論及猜測是耶非耶?見人見智。反正,「把口生係人家口中」,人們要說甚麼,這是言論自由,廉署管不了,也不可能動輒就告人「誹謗」,這正是實施「一國兩制」的可貴之處。
  不過,日前《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二零一八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所揭發的公職人員實施詐騙、偽造文件、濫用職權等犯罪有所增加,特別是個別公共部門領導利用自身的職位以權謀私而觸犯刑法的系列事實,並指出必須強化公職人員遵紀守法的觀念,提升領導主管人員廉潔奉公的意識,不能直接或間接利用職權牟取個人利益,以及政府部門發放資助的準則及監管需要更加嚴謹等,倒是為澳門特區未來十年的政權建設,做了大好事。就是在客觀上及在某程度上,向中央政府和廣大「澳人」,提出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在即將進行的新一任行政長官選舉中,甄選行政長官人選的條件,除了是國務院港澳辦前任主任王光亞和現任主任張曉明都提出的「愛國愛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澳門社會認可」這個共通性的基本標準之外,還應該根據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廉政年報暴露的問題,還需要具備有擔當、有魄力、有智慧、有作為地整頓公務員隊伍作風的能力,將澳門特區的公務員隊伍整頓好,而不是滿足於當「佛系特首」,至貪圖出任行政長官的地位榮譽,糟蹋時間,蹉跎歲月。而是在「五十年不變」的「中程階段」,有擔當、有作為,實實在在並妥善地解決澳門最尖銳的矛盾,在「吏治」的領域內,也創造出「一國兩制」的城管,以呼應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提出「只有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深化標本兼治,保證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歷史週期率,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號召,做到形成「強化不敢腐的震懾,紮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通過不懈努力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吏治環境氛圍。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間的一切事物及一切發展過程都是矛盾的,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既然世界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因此要如實反映事物的情況,我們的認識也就必須以矛盾的分析法為根本方法。因此,習近平主席強調,「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要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善於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並具體分析了我國當前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各種複雜矛盾。」毛澤東主席也曾說過,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這是辯證思維方法在認識事物中的具體運用,也指明了問題導向是辯證認識的具體途徑。
  何厚鏵上任時,澳門特區面臨著兩個極為尖銳的矛盾,其一是經濟凋零,其二是治安惡劣。在他帶領全體「澳人」的努力奮鬥之下,並得到中央政府和廣東省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透過開放賭牌及鼓勵全體警員充分發揮「當家作主」精神等方式,在其第一個五年任期內,就徹底地解決了這兩個主要矛盾。而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又克服困難,完滿完成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憲制層面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機制。
  第二位行政長官崔世安所面臨的深層次矛盾也不少,其中一個亟待解決的是,澳門經濟全面好轉與大部分「澳人」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崔世安充分利用其前任何厚鏵所創造的有利條件,在提高居民福利待遇上狠下工夫,並努力解決青年「上樓難,上流難」等問題,使得澳門成為世界上社會福利最好的地區之一。日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參訪澳門時,就表達對澳門特區經濟發展之好,居民社會福利待遇之高,聲嘆「震撼」。崔世安還在政治上,主動配合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的中央清除周永康餘毒的政治行動,揪出認同周永康為「中央」的何超明,清除了隱患,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澳門特區政權安全。
  那麼,即將選舉產生的第三位行政長官所面臨的主要目的是甚麼?是經濟嗎?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會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但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已經走上正軌,只需「前規後隨」即可,而且更有「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倡議來「加持」。治安?澳門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當然還需進一步提升,但已經不再是主要矛盾。
  而恰在此時,廉政公署公佈的年度工作報告,及時地向人們指出,目前澳門特區最主要的矛盾,是「吏治」問題。我們不能否定,廣大公務員在回歸後充分發揮當家作主的精神,積極工作,服務市民。但就精神狀態而言,不少公務員仍然停留在「打好呢份工」的層次,甚至是「為稻粱謀」,滿足於「小確幸」,因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做不錯,少做少錯,而未能昇華到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譜寫華章的境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個別公務員的違紀現象頗為普遍及嚴重,雖然不是什麼「大奸大惡」,但也有違職業道德及社會道德,若未能及時予以揭發遏止,長期下去就會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惡化,走向觸犯刑法。
  這就提醒中央政府和廣大「澳人」,澳門特區的最大的矛盾,是「吏治」。實際上,目前澳門特區的內部矛盾,也是澳人較多意見的,就是體現在吏治方面。眼看「五十年不變」即將過了五分之二,但與習近平的要求距離更大。因此,在思考新一任行政長官的條件時,除了中央確定的四個標準之外,也適宜將具有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的能力包括在內。這是澳門特區政權建設、特區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及品質的需要。看來,新一任行政長官,必須有能力,有決心,有擔當地整理好澳門公務員隊伍,不單止是廉政教育,而且還有工作作風,將一大批「有知識、有幹勁、有魄力、懂專業、銳意改革」的人才發掘出來並賦予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