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博彩業發展周期

    賭權開放後，博彩收入和博彩稅收大增，博彩業成為經濟支柱產業。博彩收入在一三年達頂峰，一四年開始深度調整，至一六年下半年才趨向平穩。但博彩稅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較高，對澳門財政盈餘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以一八年為例，博彩毛收入達3,038億（澳門元，下同），約為○二年234.96億的13倍；當年博彩稅收1,135.12億，約為○二年77.66億的14.6倍。若以博彩收入高峰期的一三年計算，比例會更高。

    了解規律查找不足

    從數據上看，除一四至一六年博彩收入負增長，其他時間保持穩定增長。這容易給人認為經濟因受益於博彩業增長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其實任何經濟活動都會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的階段。

    博彩業自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在美國成為龐大產業，尤其二○○○年以後從美國進入亞洲市場，更取得突飛猛進的成績。總結世界博彩業發展的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博彩業不可能永遠保持穩定增長。世界第一賭城的寶座不斷更替，今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數十年。所以，了解博彩業發展周期規律，有助更清楚自身所處位置，有利克服驕傲自滿，通過查找不足保持和提升產業和城市競爭力。

    ○八年筆者到內華達州做訪問學者，美國當時爆發金融海嘯，拉斯維加斯甚至整個內華達州的經濟均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八年十二月拉斯維加斯遊客274萬，較○七年同期降10.9%；酒店平均入住率76.7%，同比減10.7%；拉斯維加斯博彩收入同比減23%至4.74億美元，其中賭檯收入減30%降至2.39億美元；拉斯維加斯○九年十二月失業率高達9.1%，失業人口達9.24萬。

    賭城地位更替有因

    通過上述數據，大概可了解拉城當時所處的挑戰。那麼現在拉城又是甚麼境況？○八年，拉城有817張賭檯、147,930部角子機；一八年只有467張賭檯、119,989部角子機。○八年博彩收入97.9億美元；一八年則為102.5億美元，十年間增長微乎其微。

    但比起將拉城與澳門的簡單比較，筆者更感興趣的是世界第一賭城地位的更替。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拉城之前，內華達州北部的雷諾是美國甚至是世界第一賭城。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雷諾一直穩坐美國博彩業龍頭老大的地位。Harrah's博彩集團的創始人就是從雷諾發家，一九三五年開設第一家賭場，從四十至六十年代早期一直都是內華達州最大賭場，後來逐步發展成美國博彩業巨人；以雷諾為總部的IGT，也是全美最大角子機製造商。

    那是甚麼原因令拉城成為世界第一賭城？當中有很多因素，例如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五年兩場特大洪水，動搖投資者對雷諾的信心。拉城的胡佛水壩建成，解決當地供水和能源問題，加上內華達州通過較寬鬆並歡迎投機者的法律，允許上市公司經營博彩業，所以Hilton等許多酒店集團都把大量資金投向拉城的金光大道，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年間，就有十幾家著名的賭場酒店竣工投入營業。及至一九七三年，當時號稱全球最大的MGM賭場酒店開張，拉城吸引全球目光，從此完全超越雷諾，成為美國乃至全球博彩中心。

    文化轉變發展契機

    如果跳出城市層面，上升到國家發展層面，拉城崛起和美國在五十年代國家實力迅速提升也有密不可分的聯繫。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整個五十年代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獲得高速發展。半導體、微波通訊、航空技術等取得重大突破，不僅改變人們生活方式，也便利人們出行，間接帶動美國旅遊業。但科技並非改變人們生活和消費習慣的唯一因素，文化轉變也十分重要。

    據統計，五十年代美國西部的人口增長率高達38.9%，幾乎是當時美國人口增長率的1倍，當中又有2/3的人口增長集中在加州。因美國移民政策重視吸收專業人士，來自世界各地、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紛紛湧進加州、華盛頓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等西部城市。單在加州，就聚集當時全球1/3的諾貝爾獎得主和近1/4的美國科學院院士。龐大的科學家、工程師、大學教授等高學歷專業人才聚集西部，不僅成為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成為推動文化事業發展的動力。因他們對生活品質提出更高要求，客觀上形成促進歌劇、交響樂、電影等各項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的基礎。這就給拉城博彩旅遊業帶來大好發展契機。

    從當時美國西部人口的數量和分佈結構看，不難看出生活方式和消費文化的轉變，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審視拉城的經濟崛起，必須結合美國西部大發展的歷史背景，否則，單憑拉城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如此突出的經濟地位。

    政策疊加高速發展

    進入廿一世紀，澳門○二年宣佈賭權開放競爭，帶來以下幾個變化，吸引大量外資，激發澳門博彩業者大規模投資酒店和賭場設施的熱潮，引入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擴大博彩業市場規模，也為整體經濟注入活力，創造大量就業職位，推動各行業發展。恰逢內地在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WTO)，開始實行居民赴港澳旅遊和放寬外匯限制的政策，令澳門博彩業客源地從港台東南亞地區轉變為內地消費市場。種種政策效應疊加，令澳門博彩業取得“井噴式”高速發展，當中既離不開內部開放競爭的作用，更離不開國家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所帶來的改革紅利。澳門博彩毛收入和博彩稅收總額大幅增加。一八年澳門博彩毛收入3,038億，約為拉城的3.7倍。澳門將在長期一段時間內都穩坐世界第一賭城的寶座。

    七十年代的雷諾和本世紀初的拉城在達頂峰後，都被後來者追趕，經歷由盛轉衰的過程。當雷諾全盛期一度是全球博彩中心，但所有優勢轉眼間就消失得灰飛煙滅。一個城市的興衰有很多原因，事物發展的規律中，既有客觀的必然因素，也有主觀的偶然因素。不能把雷諾的興衰過程簡單歸咎於雷諾的怠慢（儘管業界多番嘗試創新，但最終都失敗告終），或政府決策趨於保守，受制於地方保護勢力。但總結雷諾的歷史教訓，最深刻的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無不可替代的優勢

    從雷諾、拉斯維加斯到澳門，不難發現，博彩業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幾個條件：開放市場、法規完善及吸引大量投資。當前澳門享有“一國兩制”的優惠政策，可保證其壟斷優勢。這時期就像美國的六十年代，雷諾不能預測拉城會迅速取代其“一哥”地位，澳門又怎可輕言這優勢在未來長期不受挑戰？何況亞洲區內有新加坡開賭成功的啟示，日本也即將開賭，極有可能會大大削弱澳門在亞洲區內的吸引力。

    目光放得更遠一些，最大的變數啟示來自內地。假設內地宣佈博彩合法化，資金和顧客都將被吸引離開，澳門何來不可替代的優勢？一八年澳門經濟兩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第一是投資表現欠佳。私人投資連續四季有跌幅，可能與大型建築項目減少有關，加上政府投資減少，令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放緩。第二是創業指數下降，顯示社會創新動力不足。這兩點都反映澳門經濟過度依賴博彩業而自身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澳門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若不願意看到澳門成為下一個雷諾或拉城，就需認真考慮上述所面臨的挑戰。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公共政策研究所  呂開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