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練場裡，演員們在奔跑、打圈，用力以身軀表達一幅幅在城市中幾乎隱形的勞動者群像。他們互相擠開同時竭力填補彼此間的空隙，隱隱地說著行業的實相。門外燦爛明媚的陽光稍稍照進室內，場內穿插著受訪者的真實故事錄音與一則則工傷個案，讓這些埋藏在角落故事，逐漸曝光。紀錄劇場《勞動的人》，嘗試描繪一批無名的、因不同原因掙扎上了同一艘船、一同付出勞力與汗水的建築工人，為他們在城市中似乎空白卻十分重要的存在，留下一點痕跡。
被隱形的階層　全城共享的辛勞成果
《勞動的人》是石頭公社「遷移系列」的最終章。該系列以2017年的《遷移者之歌》為起點，歷經了兩年時間，導演莫倩婷（Jenny）與負責研究調查的林詠欣（Jojo）先後經不同渠道訪問了十多名建築工人，於去年十月交出了《民工與我－遷移系列二·階段性創作》，從觀眾的反響與對演出的反思中，再訪問了十來位本地居民，除了普通市民，更包括了僱主及前勞工局職員等，嘗試以工人的對立面作對照，企圖在第三部曲《勞動的人》中，讓創作主題更突出與明確，深入探討「誰來定奪『人』與『勞動』的價值？」
「《遷移者之歌》一開始以『遷移』為題，但它的主題太大，所謂的宏觀卻反而沒有了立足點。遷移當中包含了人的遷徒，後來有了國界或地方界線的概念，令遷移變得合理。再來就是地方的政策，這些都牽涉到人的身份。就好像澳門以前很容易取得身分證，因為城市需要這些人。但到了某個時刻，已經夠了。有了這個分界點，就有了勞工、黑工、新移民等等這些身份的出現。」Jenny回想著她的創作歷程，原點是來自她雙親的背景，而她，正是第一代新移民。但勞動人口那麼多，為什麼是建築工人？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男性，有很大部份是從內地來的，而他們在社會上沒太多機會表達，與家傭不同。可能是因為工種、性別、文化，外傭就是感覺與日常生活相對密切，即使家裡沒請工人，你還是很多時候就會在路上碰到他們，或者連他們放假會去哪裡都比較可見。（對建築工人）有很多假設性的想像，但那些想像是很單一的，而他們在這社會上，在我的感覺而言，是隱形的。這直接牽扯到我去想，作為一個人的勞動價值，或他最基本的生存價值。社會上究竟是如何建構我們看人的價值觀呢？」
這個被認為是隱形的行業，在2018年約有三萬一千名從業員。他們奉上血汗，換取全城共享的勞動成果：大型的公共工程、一而再掘起又再平整的馬路、一座又一座華麗閃耀的賭場酒店，一幢又一幢只可遠觀的豪宅大廈。然而，大部份市民對他們的印象，可能只停留在上下班時間，一部部塞滿了準備開工或疲憊不堪的身軀、人滿為患的巴士，或者在滿街的大小工程，沙塵飛揚的現場，那群天天吞嚥著我們厭惡至極的那口烏煙瘴氣的人肉吸塵機。
勞動的價值如何衡量，與Jenny指的身份地位有直接關係。工傷新聞我們並不陌生，電視新聞可能只用三十秒或最多一分鐘便已報導完畢，沒有更詳盡的資訊，也不見得有任何跟進報導。然而，如果今天換作是一位消防員或警察因公殉職，卻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看待。在Jenny眼中看來，兩者在本質上並沒大分別，卻有如斯巨大的社會反應差異，這是她終極想探討的題目：社會的價值觀，是如何建構出來的呢？
走不出的階級分野 
「我們不是要改變他們的生活，又或者根本我不會改變到任何東西。」在訪問中，Jenny多次強調，來澳門做建築是他們的「選擇」，她不是要替他們發聲或打抱什麼不平，只是覺得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希望與觀眾分享。「我們常常都說要同理，但其實完全地同理是很困難的。活在社會裡，我們基本上是走不出這樣的階級分野，我今天穿的是成衣、穿著這一雙球鞋、用iPhone，我就已經在這個結構中被踐踏，同時踐踏著別人。要完全身同感受與自己不相關的人是困難的，但只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帶觀眾在我們每天享用他們的辛勞的成果的同時，可能是這條馬路，可能是某幢建築，是否可以令他們更visible一點？」
放眼看Jenny近年的作品，撇除了較偏向美學追求與實驗的作品，從《完美的一天》、《人民英雄》、《世界和我怎麼樣》再到今次的《勞動的人》，這些較有社會議題性的作品，揭示了她作為創作人對邊緣社群的一種關心。
「自閉症也好、特殊需要人士或民工都好，我對邊緣社群的生存狀態是感興趣的。有沒有可能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議題？我不能說是為他們發聲，我在他們當中看到一種特別的生存狀態，而這種生存狀態是平日在營營役役的社會裡，在每人都忙著各自的事時不會聚焦。當我觀察到這樣的世界觀時，我會很想分享給大家。而我相信透過這樣與觀眾交流，就可以展開對話或展開其他可能性，去接觸平時不會見的群體。」劇場不見得可以解決問題，但如果能提出問題，可能也是個改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