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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會強調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2019-11-12 05:24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後,人民出版社隨即出版《〈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該《輔導讀本》除收錄已發布的四中全會《決定》及習近平的「說明」之外,還收錄了王滬寧、韓正、丁薛祥、王晨、劉鶴、許其亮、楊曉渡、陳希、郭聲琨、黃坤明、尤權、肖捷、張慶黎、何立峰等十四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近三十位省部級幹部和相關專家撰寫的解讀文章,共五十七人合力編寫,陣容強大。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也參與了《輔導讀本》的撰寫,他的輔導解讀文章的題目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全文約六千六百字。這是他繼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撰寫《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之後,再次參與此類工作。人民出版社在出版《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時,張曉明剛從香港中聯辦主任調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因而有關港澳事務工作的文章,是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蔣建國撰寫,題目為《「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張曉明七年前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撰寫《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時,出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當時有消息說,他參與了中共「十八大」報告《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中,第十部分《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中有關港澳事務工作部分內容的撰寫。而由於他熟悉及準確領悟其精神內容,因而《十八大輔導讀本》有關港澳工作事務的輔導解讀文章,就由他來撰寫。實際上,其題目《豐富「一國兩制」實踐》,與「十八大」報告第十部分標題的港澳工作部分「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完全吻合。
  按此「規律」,張曉明也是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身份,參與了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第十二部分《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中,有關港澳工作事務部分的撰寫工作。實際上,《決定》第十二部分的標題的前半部分,與他在《輔導讀本》文章的題目,完全一樣。
  這就可以解釋,前段時間在一些公開場合上,為何未見張曉明身影的原因,就是他此時正在為《決定》文稿的最後修飾,集中進行反覆推敲之際,因而無暇出席一些活動。而某些「見到風就是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香港媒體,卻據此造謠胡說他已被「炒掉」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之職。現在,中央在安排他參與撰寫《輔導讀本》的同時,也間接地為他澄清了此謠言。
  還有另外一種與十九屆四中全會有關,「錯得離譜」的胡言亂語,就是指因為任學鋒的去世,而使得原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改到人民大會堂召開。其實,歷屆中央全會的閉幕式,都是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筆者對此曾經十分留意,從電視新聞的畫面看,感到京西賓館不可能會有如此大面積的會議場地,並從自己曾經出席過國家領導人宴請葡國總統、總理,及多次國慶的國宴,對人民大會堂國宴廳留下的印象中,感到各次中央全會的全體會議都是在人民大會堂國宴廳召開。而筆者在採訪中共「十六大」期間,曾有機會穿過宴會廳,就看到正在佈置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的會場,懸掛起了會標。因此,某些外國媒體關於因為任學鋒去世而「迫使」四中全會「易地舉行」的說法,是不經之談。
  張曉明在文中,開列了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港澳的十項權力。其實這並非是首次提出,他本人和喬曉陽、李飛、張榮順等都曾經提過。筆者在本欄也有對此進行分析,卻遭到本澳某週報的老總猛烈攻擊。現在證實這是中央的決策。
  在香港「反修例」演變成反警,「五大訴求」向政治方面發展,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顏色革命」下,再次提出「雙普選」。因而《決定》提出的「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就構築了「防火牆」。中央對香港、澳門選出的行政長官當選人,或是行政長官提請任命的主要官員人選,有權不予任命。
  實際上,在二零一四年組織第四屆特區政府時,中央就沒有完全接受崔世安提請任命的主要官員名單,而是以「十五年全落」的理由,提出新的名單。因此,近日澳門流傳的幾份「名單」,可能是「放風」之作,但也都可能忘記了這個重要原則,中央擁有絕對權力,尤其是面對香港的局勢,中央會有其戰略考量。
  比如,對經濟財政司司長的人選,必須能夠全面準確領悟中央有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防範金融風險,對標「金融副省長」,在中外反對勢力極力意圖摧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嚴峻情勢下,在進行堅決鬥爭的同時,也必須留有一手,在澳門做好「備胎」。而賭牌的續期或重新開投,司長據位人應當是與所有博企都沒有任何關係,以避免任何的不公行為發生。
  還有一個問題,中央是高度肯定何厚鏵的,尤其是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但正因為如此,反對派總是拿他說事,久不久就拋出一些「黑材料」,並欺負被視為「何團隊」的崔世安,什麼「十幅墓地案」等攪得滿城風雨。因而中央吸取教訓,最終選擇了不是「何團隊」成員的賀一誠,可能就是帶有「適當區隔」的意思。而經濟財政司持有經濟大權,尤其是賭牌重組,其據位人選就更應該盡可能「投鼠忌器」、「瓜田李下」,在維護廉政的同時,也讓反對派無從下手。
  張曉明在文中指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成為「港獨」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已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緊迫任務。
  但在香港目前的社會氛圍,及反對派在香港立法會佔有相當比例的議席,並經常肆意以「拉布」來阻擋議事程序的情況下,由香港自行立法,恐怕將難以成事。但卻不能長此下去。只能是兩個方式,其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將有關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香港特區實施;其二是中央直接為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立法。前一種方式,幾乎等於是實施「緊急狀態」,對「一國兩制」形象不利。只有第二種方式,比較適宜。
  實際上,為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立法,本來是最高國家立法機關的權力。但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時,剛巧遇到「六四事件」,為安撫香港居民而將這項權利下放給香港特區。
  在《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筆者因為是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其下屬基本法結構諮詢專責小組,及公民權利義務諮詢小組、政治體制諮詢小組的成員,為做好諮詢工作,曾多次專程到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處,索要相關文件,因而了解這個過程。
  適當的做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此作出「釋法」,說明這個權力原本是中央的立法權,授權給香港特區自行立法。但香港回歸「五十年不變」已近過半,仍然未能立法,國家安全網留下一個大洞,嚴重威脅以至危害國家安全。為堵塞這個漏洞,在香港無法按照國家授權履行立法責任之下,中央就有必要收回這項授權,由最高國家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進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