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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聲以後--評《未境作業》

2019-11-27 11:12




燈光打在舞臺,眼前演員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才發現他們部分是去年石頭公社的《世界和我怎麼樣》,與2016年澳門藝術節中《Disabled Theatre》的演員,於是,各個時間的舞台、他們和我,在腦海中不斷地拼合又分離。
 
《世界和我怎麼樣》和《Disabled Theatre》是我感受深刻的作品,而《未境作業》是相較前兩次最流暢和舒服的觀看經驗,這種變化是來源於製作團隊、演者或是觀者自身?事實上我無法脫離任何一方去談論這個作品。
 
我確定的是,演員的身心較之前更放鬆和成熟,他們的身體更適應演出的節奏。開場,如之前兩次演出相似的結構,開幕由坐在椅子上的他們開始,彷彿一開始便告訴你,沒人是主角或是配角,這是一場關於他們故事的呈現;無疑,每一個人的人生故事也是獨特,可是,如何提煉其成為一個演出,還是有其藝術的考量,《未》則體現在整體節奏的安排上。首幕,一名澳門演員在首幕真誠地說:「好驚啲瑞士人,我發惡夢(很怕瑞士人,我做惡夢)。」然後示意Jenny(莫倩婷)跑入舞台當翻譯,能想像那可能是合作剛開始時發生過的一幕,演出其實還是有預期地發生。當他們逐一出場,說出或做出他們關注的事,每一部分似是相連又很斷裂,有時演出平靜得拉回生活的情境,突然的一句「父母很擔心我」,或是「現在,香港」,卻又像針一樣刺中了當下,可是,下一秒,又迅速回復平靜日常。這樣起伏的節奏在演出中重覆出現,直至劇終。
 
不像複雜結構的劇本,觀眾可能會分心於情節上,《未》簡單明暸的結構使焦點回到演員身上,凸顯他們的身體表徵、性格情緒,甚至是身份,更赤裸地展現人前,例如劇組安排手提電腦置於場內,讓身體有較大障礙的演員轉換音樂,每次的轉換,我們不禁會目睹他身體的如別不同,同時,也觀看到這劇場擁抱着他的存在。
 
這樣,考驗又落在觀眾的身上,從小我們被教育不能直視別人的痛處,但劇場的設定和調度,又使我們必須注視他。那刻我發現,他身體帶出的美,一種我甚少展現的蜷縮姿態,正正也是他因身體障礙而成的生存狀態,在燈光聚焦以下,成為走動的演員前一種獨特靜態的構圖,他與觀眾的偶爾對望,能看出他對轉換音樂的把握與自信。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兩名瑞士演員的演出,一名身型相對龐大的演員橫躺在舞台的後方,另一名則凝重地慢慢向前走向觀眾,嘴裡喊着一些凌散的詞語和句子,有點像屬於他世界的密語,又像與當下聯結的預言,充滿詩意;兩者身體散發出的張力和聲音,展現了自然賦予身體的美,也是演員自身與世界很純粹的、直接的對話,非常激動人心。
 
 
觀看他們的身體,我也在反觀自己,這兩年在異國的生活,我也常成為環境中的「異類」。尤其在擠迫的車廂,不能避免地與人近距的接觸,他人不自覺地把你細心觀望,又刻意地避開的眼神;或在眾人的發言中,不地道的口音能輕易勾起別人的注意。這樣的體驗,回到今天作為觀眾的我,撇除我們身體和語言的表象,人是如何溝通?直觀來說,兩名擔任翻譯的莫倩婷和Chris Weinheimer是特殊演員與觀眾溝通的橋樑,但更多時候,他們的介入又引起更多對溝通的反問:他們是否需要被翻譯?翻譯之間補充又流失了甚麼?他們的介入是否象徵着,一般人對他們的解讀?在他們等待被翻譯的時間,演出是否還是在繼續?我覺得,過程中有創作團隊的預計,同時,也是翻譯者對於如何介入/介入程度的挑戰,他們也把自己也放在這場實驗與再現當中,我想,這也是有別於之前演出,他們都不稱自己為導演的原因。以現時的版本來說,筆者覺得還是可以減少翻譯的部分,甚至是歌曲中能以「語言」理解的歌詞,把信心歸於演員身上。
 
觀看《未境作業》,更多思考的不是演出所面對的一個小時,而是構成這一小時的,之前與之後,過去與將來。有趣的是,坐在筆者旁的觀眾也是去年的澳門演員,她不時自發地發出笑聲和鼓勵聲,並注意我的反應,這是時間累積下來,對團隊的信任、演員間的默契。在台下,這些變化一點點地改變着他們的過去,創作團隊在這些年來,花下的心思和時間功不可沒。此外,結幕後和場刊裡也發現,他們常常提到演出「玩」得很開心,現場觀眾和演員也笑聲不斷;但我承認笑和玩的背後,我還是有猶疑與不安,我明白社會眼光和態度不能迴避。離開劇場以後,於他們,這兩地的演員,會是怎樣的過渡?因為場刊中他們的文字感受有限,我未能/也不能去忖測演員如何感受這份開心。
 
我尤其想到澳門的演員,非全職演員的他們,演出佔生活太少的部分。完場後走出舊法院,遠近霓虹燈依然耀眼,澳門的表象其實還是如我離開前相似,社會對特殊人士的看法,挖向社會更深處的問題,並不是一個藝術作品可以涵蓋的所有,回應作品的名字:The Never Ending Task。然而,我肯定,這夜的故事很動聽。
 
演出:《未境作業》
場次:2019年11月10日晚上8時
地點:南灣舊法院
 *相片由石頭公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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