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殺到，所有場地閉館、學校停課。資料圖片，提供：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攝影：許斌（台灣）
新型冠狀病毒從年初爆發至今已造成了全球性影響，劇場藝術有集體工作、現場觀賞、群集觀眾的特性，隨著場館關閉、學校停課，全澳劇場活動停頓，大批劇團及劇場工作者受影響。文化藝術是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份，不管在任何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下，文化、教育、醫療都是不可剝奪的公民權利，尤其作為長遠發展、非一時見效的文化領域，更需要得到有效的政策保障，讓其不被經濟、政治因素影響，保障市民接觸、參與及享受文化的權力。
早前文化局在文化諮詢委員會上公佈一系列應對疫情的工作部署，當中包括分階段開放文化場館、對因疫情取消的受資助活動行使酌情豁免機制及於疫情平緩後採取「以工代賑」的措施等。鑑此，本會亦希望就疫情下澳門劇場界面對之嚴峻挑戰，向有關當局提出更貼近劇界現實問題的短期（急救）及長遠（增強體質）建議，以貫徹本會關注特區政府劇場藝術政策之宗旨。
各項建議如下︰
1. 支援自由身劇場工作者及劇團場地租金
近十年來，澳門劇場漸趨職業化，可是仍沒有能力聘用全職演員及技術管理人員，每年過千種劇場活動的台前幕後工作基本上依靠自由身劇場工作者支撐，這一批全職從事劇場工作，且不少具有劇場專業學位的自由身劇場工作者亦以此維持生計。可是由於從二月到五月的演出活動幾乎完全取消，即使延期也至少延至下半年舉行，於是這些全職劇場工作者將失去近半年的工作收入，經濟上極待支援。
另外，由於澳門演出及排練場地早於二十年前已呈不足狀態，並幾乎從未改善，故不少劇團在沒有資助下自掏腰包租用排練室、辦公室及演出場所，然而在半年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租金卻仍需支付，不少劇團馬上陷入經濟困境。
本會希望有關當局可提出具體方案對自由身劇場工作者及劇團場地租金作出支援。
2. 鼓勵受資助藝文活動創新呈現方式、釋出更多空間作表演用途
疫情下，二月至五月之劇場演出及活動基本取消及延期，如果大批活動延至下半年舉行的話，本澳一直存在的人員及場地不足問題必更嚴峻。
本會認同文化局在資助活動上行使酌情豁免機制，而當局更應進一步主動鼓勵已獲批資助的劇團以更靈活、創新的思維，因應疫情許可的條件下，更改演出及活動呈現方式，以互聯網或任何減少人群聚集的方式進行及傳播，一方面讓劇場人有限度復工，另一方面保障市民在疫情下仍享有接觸、參與及享受文化的權利。局方亦需要在這些活動變更上採取彈性的行政配合。
另一方面，若大部份上半年的演出、活動需要延至下半年的話，文化局應擴大「藝文空間釋放計劃」的範圍，提供更多空間作表演用途，並適當抹除各已存在空間的「優先條件」限制。
從長遠而言，這正好是時候讓官方和民間一起就整體藝文政策作出溝通和反思。現時澳門文化資助政策，基本上仍沿用八九十年代面向全部是業餘社團的模式，只資助單項活動。然而以劇場為例，邁向全面職業化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現在劇團只能靠活動資助去支撐團體的發展，遇到像這次疫情的問題，本澳文化政策日積月累的體質虛弱問題便原形畢露。免疫力不足，自然只能被動地等待搶救。藝文資助政策、場地政策若再不進行改革，不注入新思維，澳門劇場發展便很難再進一步發展。
早前文化局在文化諮詢委員會會議上提到，疫情平緩後將採取「以工代賑」的措施，其實以現時澳門劇場生態而言，每年活動早於一年前已規劃，當疫情平緩後，更重要的是提供正常的演出／工作環境，實踐劇團年前已規劃好的工作，讓已接洽的工作者復工，繼續為市民提供多元的藝文展演活動，而不是額外提供其他由政府主導的工作，令人員及場地資源更為緊張。
在完善藝文資助政策的同時，必須正視演出場地缺乏合理規劃的問題，就以2014年正式為市民提供服務的舊法院黑盒劇場為例，在這個從法院改建成新中央圖書館的過渡期間，它在有限的資源投入下，變成了澳門專、職業劇場發展，劇場美學創新的重鎮，劇團在這裡創造了多個突破演出場數的作品，拓展了澳門劇場觀眾的數量與層面，大大提升了劇場界的體質。它在澳門文化中心啟用後十五年才出現，卻不是以補充者的角色上場，本地劇團近五年來的演出，大部份都在舊法院黑盒劇場上演而非文化中心，足以證明從地理位置、設施及管理模式上都更適合澳門劇場的體格發展。
從未來澳門整體文化發展而言，我們看見新城區規劃的文化用地一直沒有明確的規劃原則，澳門演藝學院、新中央圖書館不被規劃在較多發展空間的新城區，反而設置在限制特多的受保護建築或世遺保護區裡，而已經做出成績的舊法院展演空間，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優化成為澳門文化地標了，可是卻又要花一大筆設計費、重建費去將已做出來的成績推倒重來，不管從文化發展及公共資源的運用上都是不合理的。
整個城市，以至全球都籠罩在疫情的威脅之下，據說感染者即使痊癒亦會有後遺症。從澳門劇場及藝文發展的角度而言，疫情也許給出一個重新思考的空間，在這段隔離時空裡重新檢驗澳門藝文政策的體質，好讓疫情過後，一切的後遺反而成為澳門藝文發展的補強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