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浩瀚將能更穩妥應對博彩業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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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達夫提前辭去博彩監察局局長之職後，據傳將由現任保安司長辦公室顧問的何浩瀚接任。這兩天坊間議論陳達夫提前辭職的原因，多集中在「十幅墓地案」上。其實這並不妨礙陳達夫的繼續任職，因為李偉農在擔任相當於內地副省長的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並成為特區政府「三把手之後，自會「大人有大量」。當然，陳達夫則可能會感到尷尬。

　　其實，我們在分析這項人事調動的背景時，應當將視野放得更遠更廣闊，甚至是與目前的國際形勢急劇變化結合起來，因而這是為應對未來國際形勢更為複雜局面的「超前部署」。而陳達夫本人，如返回檢察院，就可直接行使相當於中級法院法官司法專業職級的助理檢察長的司法職權，倘恰巧是有適當位置可安排，如等到其博監局長任期屆滿時才回院，可能已經由其他助理檢察長所填充，「蘇州過後冇艇搭」了。因而從各方面資訊綜合研判，自己的局長職務可能不會獲得續任，而且自己的專業知識也可能難以適應博監局未來更艱鉅更複雜任務之下，就倒不如趁早回院。

　　有人認為，賭牌即將重新競投，在此之前必須修訂幸運博彩法律制度，實際上行政長官賀一誠和李偉農司長都已宣布，在今年下半年開展諮詢工作，但卻在此時陣前易將」，似是兵家大忌。

　　但似乎持此論者，將博監局在賭牌重新開投政策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看得過高。其實，賭牌重新開投政策的制定，輪不到博監局主導，只能是在過程中執行一些具體的事務性工作而已。

　　實際上，賭牌重新開投的政策主導權，應當是由中央政府掌握。因為賭權是國家資源，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和城市的土地，都是屬於國家所有那樣。這從十九年前首次賭牌開投時，中央下達以下幾條指示中，領悟出來：一、全中國境內只准澳門開賭；二、發出三個賭牌；三、中資企業不能參與賭牌競投；四、設法阻擋李登輝「大掌櫃」劉泰英參加開投。另外，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還親自介入，為了能讓北京成功爭取到二零零八年奧運的主辦權，而對其中一個賭牌的股權結構重新進行調度安排。

　　當然，屆時中央只是就一些屬於原則性的議題做出決定，具體的工作則由澳門特區政府根據中央的決定而展開。而按照澳門特區政府的運作規律，極有可能是由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承擔，具體的工作如對諮詢資料的梳理歸納，及擬制法律修訂法案等，則由司長的幕僚亦即顧問們操作，或者可能會請求外援如法務局協助法案的草擬等。有關方案在報請中央批准後，由行政長官決定成立「競投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執行相關工作，而幕僚作業則是由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承擔。至於博監局，可能只是在繼續做好平常的「監察」工作的同時，對上述機構提供協助服務。因此，博監局並非政策單位，「陣前易將」並不會對賭牌重新開投構成任何影響。何況，現在距離相關工作的正式開展，尚有一段時日。反而是新任局長何浩瀚於六月間就任，正好趕上為開展諮詢工作進行籌備，這就如當年的一首廣告歌說唱那樣：「遲唔會遲，早唔會早，時間咁咁好」。

　　何況，陳達夫的法學專業知識是在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方面，而不是行政法及經濟法，雖然仍可對幸運博彩法律制度的修訂，在旁觸類通下發揮幫助作用，但也不是非要他不可。

　　實際上，陳達夫在應對刑事犯罪方面的法律專業知識，對於監察賭場尤其是貴賓廳運作中可能會發生的犯罪活動，是綽綽有餘的。而當初徵召他跨域出任博監局長，可能就正是出於這樣的考量。當時，中央正在開展反貪鬥爭，但卻仍有若干內地官員光顧澳門賭場，或是在澳門賭場進行官商勾結以及洗黑錢資金外流的活動，這已是公開資訊。另一方面，貴賓廳經營者及中介人員隊伍中，龍蛇混集，倘沒有某種「社團」背景，將難以立足。因此，在盛平時期，由專攻刑事案的檢察官出任博監局長，是適當人選，可已鎮得住場面。在這方面，陳達夫是能夠發揮所長的。

　　但今時今日，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是「神經刀」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要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以各種骯髒的手段實施壓制，而且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也可能會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人類正面臨百年未見的大變局。在特朗普為了掩飾自己抗疫的失職而進行的「甩鍋」行動中，隨時可能會把中國澳門也「拖下水」。以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和大西洋城的賭場被迫關閉，地方財政大受影響，特朗普本人及共和黨的政治獻金也因此而「歉收」為由，將博彩業收益高於拉斯維加斯和大西洋城的中國澳門，也列為「索償」的對象。希望這只是「杞人懮天」，但也必須提前做好因應準備。

　　另一方面，美資博企在澳門博彩業中佔有半壁江山，其中有美資博企與美國的情治機構的關係極為密切，有企業主就是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老布什參選總統時的競選委員會的委員，任務是為老布什籌款，有的美資博企聘請聯邦調查局的退休探員作其保安主管，而按美國法律，一旦進入情治機構的大門，就是其終身探員，即使是已經退休也是如此。在內地國家安全部門加強監控偵查之下，可能會轉而利用澳門。而且，也不排除這些探員變身賭場中介人，以「大耳窿」的手法，誘騙內地中高級官員參賭，並使其越陷越深，到最後就迫令其供出所知道的國家機密來「贖身」。

　　即使是因為澳門特區已經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相關間諜活動受到遏制，但由於美資博企與美國兩大政黨的關係密切，尤其是特朗普曾經試圖參與澳門賭牌的競投，而在特朗普宣誓就任時，也有美資博企東主捐錢給特朗普。因而不排除在賭牌重新競投時，美資博企會千方百計地保住「會生金蛋的鵝」，甚至引來特朗普的插手干預。

　　在此背景下，何浩瀚的國際刑警背景就能充分發揮作用了。從他的經歷看，他在進入公職後，就是在司法警察局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工作，後來則轉到司法警察局屬下的刑事調查廳和博彩及經濟罪案調查廳出任廳長。黃少澤二零一四年由司法警察局局長晉升保安司司長後，跟隨黃少澤到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任司長顧問，因而是黃少澤的愛將。這就確定，他在長達十多年的國際刑警工作中，與國際刑警中國國家中心局的警官，還有澳門中聯辦警聯部的官員的頻繁接觸過程中，耳聞目睹，潛移默化，對國家主權、國家安全有較為正確及強烈的認知。這是作為「澳門仔」，雖然專業水平很高，但政治意識卻相對模糊，「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單純技術業務觀念濃厚的陳達夫，所不能比擬的。而他在刑事調查廳和博彩及經濟罪案調查廳廳長任內積累的應對賭場犯罪活動的經驗，可能也相比於專業範疇是在檢察官的陳達夫，更有利於在今後由於賭牌變化及國際形勢急遽變化而可能會導致賭場治安存有重大隱憂的新形態。而他與保安司長辦公室的持密切聯繫，就更是能充分發揮「雙劍合璧」的作用了。

　　巧合的是，何浩瀚的名字，與十九年前賭牌開投時的競投委員會的秘書長何浩然，只是一字之差。其實，在何厚鏵當選第一任行政長官後，是有意向中央提名建議由何浩然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的，因為他不單止是行政幹練，而且還與何厚鏵有淵源，何浩然的父親是何厚鏵的父親何賢先生的親信及忠實下屬。但據說馬萬祺先生向何厚鏵指出，在這次特首選舉中，因為是差額選舉，何厚鏵受到另一位候選人的挑戰。當時中華總商會進行高度動員，屬於該商會的推委會委員全部投票支持何厚鏵，因而希望在甄選經濟財政司司長時，能安排中華總商會的負責人。結果，就由該會的副會長譚伯源雀屏中選。而何浩然則任財政局長，在完成賭牌開投工作後，就辭職「劈炮唔撈」，到一家美資博企服務。澳門特區政府流失一位幹練的行政人才，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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