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意外地在某些領域「壞事變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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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可謂也是「百年未見之大變局」，這只「黑天鴿」肆虐全球，到昨日已是確診四百六十九萬人，死亡三十一點一萬人。全球經濟嚴重受損，困難會比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還要嚴重，並可能會改變世界秩序的格局。澳門也首當其衝，作為澳門經濟支柱及政府稅收主要來源的博彩業，一片慘淡，其實比回歸前的那段暗淡時光還要「黯黑」得多，澳門特區政府首次實行赤字預算。如果不是已經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澳門的警務人員充分發揮「當家作主」精神，解放軍駐澳部隊發揮震懾作用，還有內地尤其是廣東省警方的合作支持，再加上在賭場「搵食」的有背景人士有所積蓄，可能又是「炸彈與子彈齊飛，黑幫共綁匪同舞」。

　　但意外地，在某一領域，卻是呈現「壞事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好事」的規律現象。那就是本來是絕對壞事的疫情，卻在壓抑反對派的各種不利於「一國兩制」活動上，被因勢利導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在這個領域而言，變成了「好事」。實際上，在香港方面，一道針對疫情的「限聚令」，成為警方狙擊要在街頭進行破壞活動的「勇武派」的最有力武器，凡是超出「限聚令」人數的群體活動，警方都名正義順地予以取締，而某些曾經支持「勇武派」的香港市民，也無話可說。而據說香港特區政府「食過番尋味」，不顧出席全國「兩會」的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返港時，可能也需集中隔離十四天檢疫的政治顧忌，決定將原定於五月七日到期的口岸檢疫令再延長一個月，到六月七日，而「限聚令」也同時繼續生效（後來傳說出席全國「兩會」的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返港時，可豁免集中隔離觀察，但仍未經正式證實），橫跨「六四」。儘管「限聚令」的人數是逐步放寬，從四人到八人，而且可能還將會根據疫情的進一步緩和而放得更寬，但反對派申請在維園舉行的有五位以上數字人數參加的「燭光晚會」，就肯定不獲警方不批准舉辦。如果仍然主辦，就是違法。即使是拿出「法不責眾」的「理由」，不會參與非法集會的一般民眾的責任，也必然會追究主辦者的刑事責任。實際上，最近警方拘捕黎智英等人，就是指控他們在明知警方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下，仍故意出來帶頭參加遊行。

　　這一招，對澳門也有用。自回歸後不久發生的那次較大規模的自稱為「失業工人｣發起的「五一」大遊行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探索和發展，雖然其間曾有一段「暴力對抗」，遊行人士還以國旗竹桿擲向駐守封鎖線的警員，意圖經過遍布銀行及金鋪的新馬路，還曾衍生「警員向天鳴槍」的脫軌表現，但遊行化已經漸趨成熟，也已形成了一定的規律。那就是：每年三次的大型遊行各有分工，也各有「攪手」，涇渭分明。其中第一個是「五一」遊行，主要是由新興工人團體作主導，其訴求是以工人權益為主，基本上是「非政治訴求｣，但他們卻也意圖成立澳門第一個政黨「工黨」，不過被有關當局拒絕。筆者當時提出建議，發動遊行的團體或人士應當組織「糾察隊」的建議，後來的「五一｣遊行也組織了「糾察隊」，以防範有人籍機攪事。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更是公開要求遊行人士組織「糾察隊」。此後，雖然《集會及示威權》法律並無此規定，但警方在向擬發動遊行的團體提出必須組織「糾察隊」的要求時，也多獲對方接受，至今已形成「不成文規定」。

　　第二個遊行是十月一日國慶日遊行，無論是主辦者還是他們所提出的訴求，都較為多元，正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沒有特定的主導者，也沒有特定的主訴求，其主辦者從青年、公務員到護士、記者都有，主訴求也多與他們的自身利益相關。第三個遊行是在十二月二十日澳門特區「區慶｣之日舉行，以往幾乎成了「新澳門學社」的「專利」。「新澳門學社」既然是一個主旨是「民主｣的政治團體，故其所主導的遊行，訴求當然是與民主政制有關，並曾長期以「爭取雙普選」作為最響亮的口號。

　　今年「五一」，由於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各路本來也計劃舉辦遊行活動的各路「英雄」，都以特區政府要求市民們「不聚集」為由，主動地放棄了遊行。其中一些「五一遊行常客」的團體，則改變形式，派出代表向特區政府遞交請願書。這是《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因而警方沒有作出任何阻攔動作，而特區政府也在公眾假期派出代表予接收。因此，今年「五一」是回歸後首次沒有示威遊行活動的國際勞動節。

　　反而是在五月一日開始使用的電子消費卡，成了「五一節」的「主角」。實際上，一位反對派團體的負責人，就在社交工具上大嘆道，十年前的今日，澳門青年首次組織上街遊行提出民生民主等訴求；十年後的今天，澳門青年在煩惱用消費卡買什麼好。這可見，在疫情這個特定條件下，消費卡竟然發揮了消弭遊行的作用。因此，在五月一日這一天，澳門市面又恢復了以往的活力，並因為沒有內地遊客而呈現「正常化」。但「不正常」的是，沒有遊行隊伍，市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五一節」，沒有受到那些短暫影響交通的遊行隊伍的困擾。

　　但是，「鍵盤戰士」們「谷」在心中的鬱悶之氣還要要找一個突破口發洩出來。不但是平時因已經呼叫多年的訴求未能得到實現而積累的鬱氣，還加上了因為防疫先是被困在家中，後是因為「封關」被困在「孤島」的悶氣。而新任行政長官賀一誠的「亮相」身段不錯，尤其是抗疫表現雖然並非十全十美，卻也似是周邊地區最好，因而與市民們的關係仍然處於「蜜月期」，他們不可能忤逆民意將這股鬱氣向特區政府發洩。正在此時，發生了某些超市趁機抬價的事件，其中一家超市的危機處理方式還很拙劣，引發市民們的強烈不滿，「鍵盤戰士」更是找到了「出氣口」，將滿肚的鬱氣全部吐出來，噴向這家超市。有人分析道，這是澳門首次發生集體監督民營企業的事件，而在過去，集體監督的對象主要是政府，而這個事件在客觀上為特區政府減輕壓力。特區政府眼見到仍有個別人意圖將過去屢試不爽，令崔世安受盡困擾的「官商勾結」大帽子，扣在賀一誠頭上的伎倆，籍著超市抬價事件，借力使力，在沒有法律可的適用予以懲處下，採取撤銷這家超市的「誠信店」的方法，平息了一場風波，也為自己解圍。因此如以逆向思維思考，這可說是疫情的「貢獻」。

　　還有「好戲」在後頭。某團體又如往年一樣，在街頭舉辦「六四事件週年」的圖片展。被市政署以抗擊疫情為由，予以制止。這是二十二年來首次「停辦」相關活動。但除了外界有一些並不起眼的報導之外，並沒有掀起任何漪漣。香港的「戰友」們自顧不暇，沒有做出「聲援」。看來，今年六月四日晚上的「燭光晚會」，可能也將會被以「防疫不宜集聚」的理由，不予批准舉辦。倘此，同意也將是二十二年來首次中斷。

　　這個理由當然說得過去。因為疫情，連作為澳門「名片」之一的國際煙花節都停辦了。而且，許多原來要早就計劃要舉行的活動，包括「三八婦女節」、「五四青年節」等的活動，都停辦了。還有作為凸顯澳門「落實基本法不走樣」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也改為以網絡方式進行。就連一些省級的政協會議，澳區委員也是在澳門以視訊會議的形式參會。站在「一國兩制」、愛國愛澳的角度，這些活動當然比「紀念六四」更重要。因此，其主辦者要「抗議」，也就名不正言不順，完全缺乏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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