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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工作位階上升是落實中央精神的需要

2020-06-03 03:59
  按一般資料,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是於二零零三年,針對香港有數十萬人上街遊行反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其所引發的各種後續效應而成立的。而如今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工作領導小組,所針對的主要事態,同樣也是要為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這真是一個循迴,頗有「歷史發展呈螺旋式上升」的意況。
  不過,這項主流資料也不完全準確。據《廖承志傳》及《廖承志文選》等書籍所述,早在「文革」之前,就已有中央港澳小組之設。不過,中央港澳小組並非像現在的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那樣是獨立機構,而是附屬於中央外事小組。這種配置符合當時香港、澳門仍然是分別由英國、葡國管治的實際情況。實際上,當時就連國家正式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在香港、澳門的字樣下面,也分別標示「英佔」、「葡佔」。直到中英談判開始後才通告將這兩個詞組刪除,因而一大批已經印好的地圖全部作廢,成為不小的新聞,筆者也曾為此撰寫了新聞述評。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啟動起草澳門基本法的工作時,經常到澳門進行調查研究的國務院港澳辦三司(主管業務包括澳門事務)司長諸華,在回應時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筆者詢問時,坦承她在「文革」前就是中央港澳小組的工作人員。
  中央港澳小組的實際「揸FIT人」,是也是中央外事小組主要成員的廖承志。而且中央外事小組的主要成員,包括周恩來、陳毅等,也經常參與中央港澳小組的會議。而葉劍英甚至柯麟,也經常「客串」參與其活動。因而估計,在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前,中央拍板支持崔世安,就有著這個「世交」淵源。實際上,在《明報》報導廖暉退休的消息幾天之後,就爆發了「十幅墓地」事件,顯然是何超明研判,崔世安沒有「後台」支撐了。
  據相關資料顯示,中央港澳工作小組的初始成員,除正副組長分別由兼任國家副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分管台港澳事務的國務委員、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之外,其成員單位包括有:中央辦公廳、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國務院辦公廳、外交部、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衛生部、文化部、公安部、農業部、工信部、人社部、教育部、科技部、環保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質檢總局、海關總署、國家工商總局、國台辦、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僑務辦、銀監會、證監會、保督會、新華社、香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國際貿促會,以及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等。具體工作由中央統戰部負責,辦事機構設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小組的辦公室主任由港澳辦主任兼任。
  這份資料是否絕對準確,筆者不敢打保票。但廣東省長是該小組的成員,卻得到事實的證明。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澳門也發生了萬人大遊行,而且與警察進行暴力對峙,導致有警員向天開槍示警,也有示威者把國旗當作「標槍」擲向警察。
  此事件既轟動國際,更驚動北京。為此,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要求其成員都要對澳門特區的深層次矛盾進行調查研究。黃華華作為廣東省長,不可能以官式訪問的形式進行調查研究,也不可能「微服私訪」,因為拜電視新聞發達之賜,而且他也曾以廣東省長身份正式訪問澳門,容易被認出。於是他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通過組織程序,將其在省紀委任常委兼秘書長的夫人蔣樂儀,調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並以廣東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的名義,來澳門進行調查研究。
  筆者有幸獲邀請出席座談會。當得知其意圖之後,事前未悉會議內容而未能準備好發言稿的筆者,急就章「鬼畫符」地擬就發言提綱,仿照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提出澳門存在著的深層次矛盾,包括:中央要求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與博彩業一支獨秀的矛盾,「澳人治澳」與法制建設的矛盾,公務員本地化中只強調「才」(其實連「才」的標準要求也貶了值)與忽略「德」的矛盾,整體經濟發展與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人均GDP數據亮麗與貧富懸殊的矛盾,美資賭商促進澳門博彩業質量俱佳發展與澳門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的矛盾,博彩業展急速與內地反貪禁侈、打擊出境賭博活動的矛盾,負有保護「澳門歷史城區」責任與城市發展建設的矛盾,中小企業嚴重缺乏人力資源與勞工團體反對濫輸入外地勞工的矛盾,房地產業發展與舖租樓價急升損害中小企和居民利益的矛盾,愛國愛澳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與社團老領導不願交班讓賢的矛盾,傳統愛國社團與新興愛國社團的矛盾,老居民與新移民的矛盾,官僚主義文化依然頑固存在與民眾要求能享受到政府更優質服務之間的矛盾,社會人文建設滯後與優質社會所要求的優質文化環境之間的矛盾……等。
  蔣樂儀在座談會後的宴請與會者時對筆者表示,她的調查報告將以此思路為主題,根據有關要求撰寫。但她說在筆者發言後就取走的「發言稿」,「有骨冇肉」,因而商定,由該會秘書長陳明,在清晨筆者完成本職工作後,到報社調取筆者的電腦儲存的此前圍繞上述議題的評論文章。後來,筆者從另外的途徑,得知中央批轉了黃華華的調研報告,不過有關「矛盾」的內容與筆者的發言內容有出入。
  二零零七年「十七大」,習近平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曾慶紅模式」,接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但在當年十二月會見赴京述職的梁振英、崔世安時,本來是應該分別進行的,但因為當時他的「曾慶紅模式」只是「一半」,只有黨中央的職務,未有國家的職務(翌年三月才在全國人大當選國家副主席),因而是同時會見兩人,這是罕見的情況,可見習近平是提前接任的。實際上,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委陳佐洱,就向港澳記者宣布了這項人事異動。而在此之前及之後,組長任免交替都沒有如此公佈,都是港澳媒體透過各種方式而得知。
  也就是在這次會見中,習近平對香港特區發生的一種奇特現象,表達不滿,那就是那些洋法官,在審理反對派在遊行示威活動過程中,焚燒或污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案件,竟然輕判甚至是宣判「無罪」!
  由此可見,早在十多年前,習近平就已經對香港特區的亂象,有了自己的「想法」。但當時因為「投鼠忌器」,而且剛到中央工作,千頭萬緒,因而還未下定整頓的決心。另外,既然這個機構的稱謂有「協調」二字,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出於對特區的尊重,不想過多介入,也不想予人以「干涉兩制」的口實。
  但是,正如夏寶龍在全國「兩會」期間,會見港區的全國政協委員時所說的那樣,從「佔中」到旺角騷亂再到去年延續至今的「反修例」,已經觸碰了中央底線,中央也忍了很久。因而今次推出「港版國安法」,中央也已準備好抗擊外國勢力的干預,並已經預計這段時間香港會受到衝擊,甚至出現更壞情況,但都不會動搖北京落實「一國兩制」和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心。
  這當然是落實貫徹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關於「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的論述,並完整準確地體現「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而「協調小組」的定位和職能,已經不能適應這個新形勢、新任務,還有應對外部及內部勢力(周永康集團殘餘勢力)的挑戰的需要。將其升格為「領導小組」,並調派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充實對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中聯辦的領導,也就是在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