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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港澳工作的領導機構升格看經驗教訓

2020-06-05 03:48
  本欄昨日提及,中央委派在政治局常委會中分管經濟工作,尤其是區域合作事務的韓正,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現已升格為領導小組,下同)的組長,是顯示中央對港澳工作實行戰略轉移,以促進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合作項目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創造經濟社會條件。但就在一年之後,香港卻發生了「反修例」事情,而且還發展為恐怖襲擊事件。這個發展經濟的主軸是否有誤?
  沒有錯。實現「兩個一百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港澳兩特區也是重要的組成部份;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這是中共「十九大」代表執政黨全黨以至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化為執政黨的意志,而作出的願景及奮鬥目標。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正因為這個「中國夢」,令到「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感受到「威脅」,擔心無法繼續壟斷「獨霸」地位,再加上「厲害了」等「高級紅」式虛熱宣傳,更讓特朗普坐立不安,就導致這把「神經刀」必然會亂飛胡竄。而其「馬仔」也就必然會揣摩「上意」,以各種方式暗中支持香港的反對派,製造混亂,造成恐怖氛圍,通過選舉奪權,不但區議會,還有立法會,以其是行政長官。在推動香港的「顏色革命」成功後,進而推進到中國內地去,造成類似中東等地的亂局,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就將自然會「廢掉武功」。
  這就讓人們更強烈地感受到,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是何等的精準正確。實際上,「一國兩制」事業,固然是需要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地大造聲勢,但更需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一國兩制」事業的嶄新發展,不是叫口號「叫」出來的,而是「幹」出來的,必須「捋起袖子加油幹」。遺憾的是,陋習並未完全消除,社會現實往往是,「幹得好不如唱得好」,幸運難以眷戀默默地埋頭苦幹的人,還受到冷落排擠,甚至是「劣幣驅逐良幣」。
  港澳地區的反對派之所以要對中央港澳工作的戰略轉移實行狙擊式的破壞,是因為擔心香港的經濟得到發展及民生得到改善後,必會消除民怨,這樣他們就將喪失民意基礎,不利於其發展甚至是立足。而香港特區政府所提出的「逃犯條例」,則是戳到了美國情治機構的痛處。實際上,香港不但是「動感之都」,而且更是「間諜之都」。一個地方級的總領事館,竟然擁有數千名僱員,以倍數級地完全超逾《維也納領事關係條約》賦予總領事館的領務、僑務、合作交流、簽發證照等業務的所需。其餘「富裕人員」是從事什麼工作的,大家都「心照不宣」。正因為如此,當全國人大通過授權常委會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決定後,美國總領事館就匆忙出售其物業。可以推斷,這些物業可能是間諜們的「竇口」及宿舍。說不好,前些年澳門某政治反對派進行的「普選特首公投」活動所收集到的澳門居民數據,據稱是「在香港一個秘密又安全的地方」進行銷毀處理的,就是這種地方。
  前段時間,美國媒體「爆料」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大陸的佈建人物,紛紛被國家安全機關破獲,今後要重建同樣規模的間諜網,頗為困難。因而此後的人力情報工作,就只能是靠「間諜之都」香港了。在此背景下,「逃犯條例」倘能獲得通過,香港特區司法機關就有責任將被國家安全機關通緝的逃到香港的間諜移交回內地。既然如此,又怎會「坐以待斃」,乖乖地眼看著「逃犯條例」的順利通過?因此,「反修例」運動的興起,就是必然的事。這就反過來證明要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外部勢力固然是要組織發動「反修例」,其實也不能忽略「內部勢力」。周永康集團的殘餘勢力及代理人,逃到香港的貪官污吏及其在中資機構或民間大企業中的合夥者,同樣也感受到「逃犯條例」的「威脅」。在「反修例」之初,筆者聽到有某些「紅色資本家」也暗中捐了錢,不禁錯愕。但在清醒冷靜過後,就感到並不出奇。其中的多數人,是擔心「逃犯條例」通過後,他們在內地投資時的「原罪」,包括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的某些「走法律罅」行為等,以至是主動賄賂甚至是「被迫賄賂」,會被追究,內地辦案機關要求香港特區將其移交審查。這同樣也證明了要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不過,在後一部分,應當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但無論如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仍然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港澳工作的主軸。而國安立法則是當務之急的階段性任務,在完成該重要任務,為香港建立長治久安的社會環境之後,就將能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順利進行,其成功又將反過來促進香港社會更為祥和穩定,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
  但無庸諱言,一場疫情確實令到人們對大灣區的前景產生疑慮。連在近在咫尺的珠海居住的澳門居民,都無法正常上下班,又怎能放心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積極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因此,必須認真吸取此教訓,實事求是地面對抗疫常態化並進行「持久戰」的現實,研擬能夠適應此新態勢的防疫通關機制。
  這就折射出,港澳工作已經超出了「行政管理」層次,而是充滿政治敏感性,必須加強對港澳工作的政治領導。毋庸諱言,現在的官員幹部,基本上是「三門幹部」--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培養出來的是行政技術官僚。不是說他們不行,他們也勤勤懇懇地工作,但沒有經歷過戰場或地下鬥爭的考驗,缺乏了政治意識及經驗,而致「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以單純業務或技術主義來應對工作。而且,公務員考試雖然把關很嚴,但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參與者,是為了「就業求職」並追求「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小確幸」,而不是懷抱為國家發展而奮鬥的雄心壯志,當然更遑論會有方志敏、江姐等先烈「可愛的中國」,「繡出五星紅旗」那樣的情懷。 
  因此,中央決定將港澳工作的「頂層架構」機構升格,調派本因年齡關係已退居二線,但政治經驗豐富的夏寶龍、駱惠寧予以充實並加強,就是一著切中港澳工作充滿複雜的政治性的好棋。遺憾的是,在「十九大」中,夏寶龍因為只差兩個月就年滿六十五歲,而未能獲安排為中央委員候選人爭取連任。這就造成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成員的「不對稱」。其一,既然該小組是中共中央的直屬領導機構,不是行政單位,作為主持日常工作的夏寶龍,卻不是中央委員,就顯得「不成正比」。其二、該小組的組長是政治局常委,副組長中也有兩位政治局委員,其餘副組長則是中央委員,作為主持日常工作的夏寶龍,卻在黨的中央委員會中沒有職務,如何擺正與同僚間的關係?
  這就凸顯了「惟年齡論」的荒謬。實際上,就正是這個「惟年齡論」,在「十九大」中,硬是把為習近平在反貪鬥爭中建功立業的王岐山「拉下來」,導致此後反貪鬥爭後繼無力,而反貪正是習近平最得人心的政績,因而「惟年齡論」端的是「高級黑」。因此,應當吸取這個教訓,根據當今醫學及營養條件,年長的政治幹部的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等實際情況,實行「有年齡論,不惟年齡論,重在實踐表現」的退休制度。尤其是港澳、對台、外交等政治性、專業性都極強的業務部門。實際上,香港、澳門回歸前,魯平、過家鼎、周南、唐樹備等,都是「超齡服役」的。
  如果能夠返樸歸真,當然倘是夏寶龍在主持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工作中的成績,得到港澳居民的滿意和中央的認可,到二零二二年「二十大」時,還差兩個月滿七十歲的夏寶龍,或將能「更上層樓」,這就與他主持該小組日常工作所需要的黨內職務身份,尤其是有兩位副組長是政治局委員的情況,相對應並「名正言順」、「師出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