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考察澳門國際機場選址及供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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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原本是接續日前有關四十年前習仲勳訪問澳門的述評的，但因有其他更具時間性的議題「插隊」而暫時擱置，現在再續。

　　習仲勛訪問澳門，是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兩國建交後，中國官員對澳門的首次正式訪問。此前，雖然有交通部長曾生，外貿部長李強等訪問澳門，但卻並非是正式，是在到外國訪問賦歸時，順道以私人方式訪問澳門。實際上，曾生是柯正平的昔日領導，曾生任東江縱隊司令員時，柯正平在香港開設商店作為東江縱隊的駐港聯絡站。毛澤東與蔣介石簽署「雙十協議」，長江以南的中共武裝力量全部北撤，曾生率領東江縱隊北撤前，指示柯正平轉移到澳門。而李強作為外貿部長，是澳門南光貿易公司的上級領導。當然，還有另一層間接關係，就是在二十年代期間，周恩來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李強和柯正平的胞兄柯麟，都是中央特科的成員。而柯麟比柯正平更早，奉潘漢年的指示，也是從香港轉移到澳門，進行長達近二十年的「潛伏」鬥爭。由於曾生、李強的訪澳是私人訪問，因而未有與澳葡政府發生聯繫，而是由柯正平出面接待，並與澳門華人領袖何賢、馬萬祺等會面。

　　而習仲勛則不同，是正式的官方訪問。因而與澳督伊芝迪將軍會談，也訪問了澳葡政府的一些官方機構，如市政廳、山頂醫院等。而在當時，澳門是被葡國定位為省一級的行政區劃，《澳門組織章程》也有「總督的職級相等於共和國政府部長級」的規定。因此，回歸前澳門的行政區劃分為兩級，兩個市政廳則是作為第二級的行政建制，亦即相等於縣市一級。因此，對珠海市長梁廣大發出的訪問澳門邀請，並非是由澳督發出，而是由澳門市政廳發出，以示「對等」。實際上，珠海市是地級市，盡管梁廣大有著「副省級」（廣東省委常委）以至「正部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政治地位，但以葡國人的習慣思維及官場禮制，只是承認其實質性的職務，因而是由與中國內地地級市「相對應」的澳門市政廳發出邀請，並由市政廳長陪同參觀，及拜會澳督。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中共港澳工委，是由中共中央委託廣東省委代管，因而作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就是港澳工委的實質領導人。因此，習仲勳代表中國政府「示警」澳門右翼葡裔政治人物的「變相澳獨」行為，就具有完全的正當性和權威性。

　　也正因為如此，習仲勛訪問澳門，也就在一定意義上等於是巡視自己的「地盤」，就像當年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巡閱澳門那樣。因此，他先後造訪了鏡湖醫院、德祥制衣廠、澳門毛紡廠和營地街市。在營地街市及周邊的橫街窄巷，習仲勳展現了親民作風，並了解廣東輸澳蔬菜水果的情況，當看到由台山縣輸澳的西瓜，包裝簡陋，當即指示隨行的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吳健民（當時已公佈他將任珠海市委書記兼市長，負責全面工作幷籌建珠海經濟特區，他也是以此身份作為廣東省代表團的成員）、省對外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王奇、佛山地區行政公署副專員姚文緒等，要搞好輸澳農副產品的質量及包裝。籍著考察製衣廠和毛紡廠，習仲勳強化了正在醞釀中的「補償貿易」、「三來一補」及「前店後廠」等改革開放初期的靈活措施，並作為經濟特區的主要經濟活動形態。

　　更重要的是，習仲勳此行還肩負著兩個重大任務，就是商議廣東省向澳門供電，及澳門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事宜。這兩個議題，是澳督伊芝迪將軍在三個月前首次訪問北京時，當面向鄧小平副總理提出的，並得到鄧小平的正面回應。此外，他還與外貿部部長李强會談了澳門設立發電廠、從內地進口發電廠所需的設備、燃油以及供水、旅游、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合作事宜。伊芝迪在返回澳門時路過廣州，在與習仲勳會面時，談到他與鄧小平、李強商談這兩個議題的情況，習仲勳也表示全力支持。

　　這也正是習仲勛在澳門期間，曾經在柯正平陪同下，「私訪」九澳的原因。除了參觀九澳電廠之外，也登上九澳附近的山頭，用望遠鏡觀察以東的海面，就象當年擔任第一野戰軍政委（司令員彭德懷）時指揮作戰那樣。至今，筆者仍保留著這張珍貴照片，畫面上是筆者拍攝習仲勳用望遠鏡考察準備興建機場的海面的情況，由一位記者朋友拍攝並贈予。

　　這張照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反駁了梁廣大一直嘮嘮叨叨「珠海建機場的計劃比澳門早」的不實之言。實際上，習仲勛訪澳之時，珠海才剛從邊防漁業縣升格為地級市不久，並正在籌備成立經濟特區。而按照有關珠海經濟特區發展史的各種文字影視資料所言，也是筆者的親自目睹，當時珠海「只有一盞紅綠燈」。當年底，習仲勳就離開廣東到中央工作，而梁廣大當時還是在佛山地委工作，並兼任南海縣委書記，並與江門的黎子流，中山的李耀祺（後調任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實質上的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書記，後來在海南因犯貪污罪而被法院依法判決死刑立即執行），並列為「珠三角改革開放三傑」，但畢竟是在三年多後才調升珠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根本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在佛山策劃珠海的大型建設，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紀律的。實際上，即使是在梁廣大抵珠履新前後，珠海市興建的機場，也是在吉大的直升機場。後來因為隨著城市建設發展，而成了類似「城中村」的「城中機場」，又遷到海邊。

　　權威資料也證實了「興建機場計劃珠海比澳門早」之繆。曾任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的康冀民大使，發表在二零零九年第三期《中共黨史研究》的《澳門回歸之路》一文指出，「葡方第一次提出在澳門興建機場，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澳督伊芝迪向我駐葡大使楊其良提出。經請示國務院副總理姬鵬飛、鄧小平、李先念，由外交部於同年十二月分別向葡駐華大使和我駐葡大使答復『原則同意』，同時提出三條要求：第一，澳門機場只能作為民用機場，不能作為軍用機場﹔第二，飛行計劃和班次要通告廣東民航局﹔第三，有關航空方面的情況要向中方通告。」而在當時，梁廣大還只是南海縣委書記，珠海縣還只是邊防漁業縣，其經濟總量及實際需要，都撐不起一個「國際機場」。

　　但是，「興建機場計劃珠海比澳門早」不單止是梁廣大口頭說說而已，還要以白紙黑字地載入史冊。透過後來成為其續弦夫人的茹晴（現任珠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所著的《梁廣大珠海為官十六年》一書，聲稱「在珠海建機場期間，澳門又提出來要自己建機場」。不過，也是同一本《梁廣大珠海為官十六年》，記述了康冀民大使所述的上述歷史資料。這豈非是自相矛盾？

　　不過也有出入，康冀民大使所述，是澳督伊芝迪向中國駐葡國大使楊其良提出，《梁廣大珠海為官十六年》則是說「經港澳辦會同有關部門向國務院提出」，並比康冀民大使多了一句「如葡方同意我以上三個條件，請其提供詳細計劃，以便我進一步研究。」

　　而筆者引述康冀民大使的《澳門回歸之路》一文，既然是以「第一次」表述，當然就有以後的N次。實際上，該文就有如下的記述：「第二次是在一九八六年八月，澳葡政府讓港澳工委轉達，澳葡政府欲馬上建機場並征求我們的意見。經姬鵬飛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萬里批示后，由外交部於同年九月答復港澳工委轉達澳葡政府，中方態度無變化。」

　　「第三次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葡駐華大使致函周南副外長，並提出為此應舉行雙邊會晤。經請示姬鵬飛、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和總理趙紫陽，由外交部於同年九月答復葡駐華大使，重申中國政府一貫的『支持』立場。」

　　從康大使所述內容看就是因為此時梁廣大提出了珠海要建國際機場，引起葡方不安，誤判中方「變卦」，因而才有此外交行為。而本欄曾經回憶的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向中央提交報告，並獲中央批复「國際機場還是建在澳門好」，顯然就是在葡方兩次交涉後，中央要求澳門分工委呈交具體的調研報告。

　　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都提倡「實事求是，不尚空談」。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也是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原因之一。北京中共中央黨校門前橫臥的大石上，就鐫刻了毛澤東的猷勁手書：「實事求是」。因此，對國際機場應當建在哪裡的爭論，還是尊重歷史事實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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