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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露出任新聞局長是適當人選惟需承長棄短

2020-06-27 05:27
  在賀一誠發佈行政長官批示,任命陳露為新聞局長之後,其實更是在社會上有此傳聞之時,曾有一些人質疑,陳露並非新聞專業出身,也沒有新聞行政管理經驗,是否適任?
  賀一誠前日在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回應也是提出此疑問的記者們指出,今屆政府希望在橫向和跨司人事調動工作做得更好,陳露在疫情期間每天出席應變協調中心例行記者會,均耐心回答記者的每個提問,加上條例清晰、記憶力強、數字觀念準確,是局長必須有的謙虛及對新聞工作的尊重及投入,及展現對新聞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陳露出任廳長多年,有一套行政管理心得,可以給予新的嘗試。他期望陳露能繼承新聞局的良好的作風,加以優化,做得更好。
  實際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這幾個月中的表現,相信無論是前線記者,還是在電視屏幕前的受眾,都有著如同賀一誠一樣的感受和評價,尤其是將陳露的「耐心回答記者的每個提問」,「局長必須有的謙虛及對新聞工作的尊重及投入」,及「展現對新聞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的表現,與現任新聞局長的表現相比,這個感受就更為強烈。因而相信,陳露在接任新聞局長後,並基於新聞局長兼任政府發言人的國際慣例,可能也將會接任特區政府發言人之後,其表現絕對會比雖然是新聞科班出身(在職就讀),又具有新聞實踐經驗的現任新聞局長及政府發言人,要優秀得多。
  其實,就在這幾個月間,新冠肺炎應變協調中心的例行記者會,就已經在客觀上替代了原來的政府發言人記者會的功能,而李展潤、陳露、梁亦好、羅奕龍,還有馬超雄等人,也部分地承擔了特區政府發言人的職責,他們在這幾個月來的實際表現,如此前十幾年來以至二十年來同類公務活動據位人的表現相比,就完全可以套用坊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俗語,大有「不怕不識人,就怕人比人」的強烈感覺。而上述人士,都不是新聞科班出身,也沒有新聞工作的實踐,卻比新聞科班出身,具有新聞工作實踐的現任據位人,要幹的好,既能準確地傳達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決策及所蘊含的理念,又能在最大程度上滿足前線記者的採訪訴求。這就打破了新聞局長必須是新聞科班出身,具有新聞工作實踐經驗的迷思。
  現在剩下的,是陳露可能缺乏新聞行政管理方面的經驗。這也不成問題。正如賀一誠所言,陳露出任廳長多年,有一套行政管理心得。從履歷看,陳露此前的三十年公職生涯,有二十三年是屬於行政管理範疇,單是廳長就有二十年之久。而且在回歸前夕,還曾任過相當於現在代副局長的代副司長。因而具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其中十一年的旅遊局發出執照暨稽查廳廳長/執照及監察廳廳長,審核及發出執照的嚴謹程度,要比新聞界進行媒體單位登記及此前曾經核發記者證要強得多。而且,她曾是而且至今仍是旅遊危機辦公室的成員,在應對突發危機事件方面擁有一定的經驗,也可在今後的新聞局長任上,當澳門特區遇到突發危機事件時,做好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助手,分憂解愁,出謀劃策。而她曾任澳門特區駐北京辦事處籌設委員會委員的經驗,對國家的國情及中央決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她的國際關係學歷及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成員的經歷,也有助於新聞局與外國新聞界的聯絡工作。至於屬於新聞行政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其實可以過去二十多年來在其他領域的行政管理經驗中觸類旁通,並在虛心向下屬及員工請教,而其下屬及員工也熱忱協助之下,相信很快就可上手,而且更得心應手。
  因此,賀一誠只是給陳致平續約半年,也說是「歪打正著」。當時的做法,除了是避免產生社會猜測以至「震盪」的考慮之外,更有要物色更適合人選的考量。也是時有恰巧,就在這半年間,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襲,賀一誠成立了應變協調中心,並挑選了包括李展潤、陳亦好、陳露,還有羅亦龍、馬超雄……等人選,擔任每天向前線記者發布新聞的類似發言人的角色。一方面當然是抗疫鬥爭所需,另一方面可能就是要從中物色及培養新的新聞局長及政府發言人的人選了。由此,經過多月來的觀察及比對,陳露就脫穎而出了。當然,其他人並非是不適合,可能會有其他的安排。而陳露則是出任新聞局長人選的最大公約數。要是在承平時期,還不知如何去物色及觀察人選。
  陳露是實位公務員,而且行政管理經驗豐富,作為女性又較為細緻溫軟,既堅持原則又不是彪悍的「女強人」。她在旅遊危機辦公室的經驗,應能面對今後可能會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嚴峻的「百年未遇大變局」,又以其在澳門特區駐北京辦事處籌設委員會的工作中,積累了領悟中央精神的能力,可以更好地處理新聞行政管理中的「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而以她在這幾個月來的表現,正如賀一誠所言,均耐心回答記者的每個提問,謙虛及對新聞工作的尊重及投入,及展現對新聞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的好作風,將能得到更好的弘揚,逐漸改變現時新聞局對前線記者以至媒體機構不太友善,而導致部分新聞從業員「恨烏及屋」,遷怒於行政長官與特區政府的不良現象。
  實際上,在回歸後的二十年來,新聞從業員普遍感到,其他各領域都已程度不同地感受到回歸到好處,唯獨是新聞行業不但享受不到,而且還強烈地感受到,「仲衰過做女果時」,亦即還不如回歸前。當然是內外原因都有,也不能全盤否定新聞局的成績。不過,卻是失大於得,甚至服務精神還不如回歸前的葡人新聞司長。比如,當時的新聞司長定期訪問各新聞機構,了解困難和需要。即使是遇到不符合《出版法》規定的情況,也是好言相勸。比如,某家報章的當家人仗著擁有「強硬背景」,堅持不執行《出版法》有關必須在報頭刊登負責人姓名的規定,新聞司長只是好言相勸,而不是像回歸後那樣的「罰劍出鞘」。又比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本報由週報的《華澳郵報》轉為全日出版的《華澳日報》,就連我們自己都忽略了,享受法定的津貼額也隨即「升格」。而是新聞司長主動聯絡,並辦理好相關手續,只待我們簽名就可實施。但在回歸後,相關據位人卻是以個人恩怨好惡代替公共行政公務,甚至不惜撕毀自己的「誠信」,在騙取本報負責人寫下相關證明後,卻拒絕兌現所作出的相應諾言。並通知其在其他公共機構服務的朋友,停止向本報提供相關新聞材料。這使人想起了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迎春的判詞,「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希望,隨著陳露局長的上任,這一切都隨風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