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將戀愛電影館未來三年的經營權，判給予最低價、營運計劃不詳的炫昌娛樂製作有限公司，事後文化局與炫昌均未有公佈更多未來的營運細節，做法引起社會不少爭議。雖然文化局多次強調，今次招標著重的是中標公司的質素，但是標書中價格佔比仍高達四成，令社會及業界均質疑今次招標仍然維持著「價低者得」的做法，質疑「人文藝術真的能以錢來衡量」？
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認為，今次戀愛電影館的招標當中，價格的佔比及計分方式存在問題，因價格的計分方法是以「最高價除以最低價，再乘以四成」的方式來計算，變相令到投標公司只要在價格上勝出，其他的因素就會變得不重要，「雖然公開招標的機制是公平的，但如此的計分方式，只要投標者懂得投標的技巧，捉到計分的方法，就會變得較為著數。政府是否真的要以這種講求投標技巧的方式來進行招標？我覺得這是不可以的，文化局今次這樣做，就存在疏忽了。」
除了佔比高達四成的價格外，其餘六成涉及總監、顧問、團隊經驗的佔比亦存在問題。甄慶悅指，雖然從表面而言，這六成佔比的比例是公平的，但是從細節而言，這種評分方式很難評斷出投標公司的實際質素，「標書規定，只要擔任職務的人曾經參與過電影的工作，就會有多少分數。但是你實際的參與程度有多少？做監製、導演，參與程度較高，理應較高分。但是當監製、導演，與打雜、幫工所得分數是一樣時，就已不是細化的情況。」
「電影雖然可以好藝術，但也是很現實的。你拍過荷里活的電影，與拍過港產片、內地合拍片，其級數、份量都是不同的。若過真的要令中標公司的質素好一點，就必須要細分一點，否則就會出現，只要參與過好多部戲，那怕只是做打雜、導演、監製、劇本，分數都是一樣。此舉反映出標書的設計十分粗疏。」
事實上，標書設計粗疏的問題不只在文化局存在，「政府現在有許多招標，只是捉到個大框架，加上天下文章一大抄，見到别人有好東西，就吸納到標書中，故此現在有不少部門的標書都是類似的。」甄慶悅認為，這種做法將會導致各部門的標書都變得十分粗疏，以公共工程為例，不少公司之前都曾經參與過其他工程，但是參與一億元以上、五千萬元、一千萬元等等，其經驗都不一樣，理應有分級。但現時的招標卻沒有相關的分級，這就是標書的粗疏。」
甄慶悅亦指，社會對於中標公司的資料毫不知情，因政府缺乏中央供應商資料庫，「究竟這間公司如何跑出？以往的經驗如何？公眾無法查得到，就會形成很大的社會質疑。雖然千多萬相比起公共工程來說不算誇張，但在文化類的採購當中已算十分大。若政府建立了中央供應商資料庫，將曾經投標的公司的工作記錄，以及部門對其作出的評分都納入其中，公眾就有辦法查到，而部門揀選這間公司亦會有一定保障。」
公關技巧違公共服務供應商義務 甄：廉署審計應主動介入
今次爭議發生後，文化局與炫昌先後在上週初及上週末召開記者會，但記者會內容對於釋除社會的疑慮似乎沒有太大幫助。甄慶悅坦言，從今次事例來看，炫昌的公關技巧是「九流」的，強調戀愛電影館屬於公共項目，炫昌所提供的是公共服務，當傳媒及公眾有所質疑時，公司就有義務去提供解說及澄清，否則就會影響公共項目的公信力，「但是經過這麼久的社會質疑，傳媒亦不斷地去找他，都不是第一時間出來解釋，公關技巧已是九流，亦已違反其作為公共服務供應商的義務。」
他亦批評，炫昌在記者會上的對答也是「九唔搭八」，「傳媒問你有否相關經驗、經營策略等問題，其實就是問你的標書內容，只是要求你將標書中的計劃及向政府作出的承諾公佈出來，而非臨時臨急想一套新方案出來，這絕對不牽涉到商業秘密。你取得這個標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的經營策略，公眾就是要知道你為何有能力去取得這份標。」
戀愛電影館原本的經營權已於本週二結束，意味著炫昌快將進場營運。甄慶悅認為，面對社會如此重大的質疑，廉政公署及審計署均應主動作出調查，「廉署需要查制度，要查涉事的人是否有出錯、偏私甚至受賄，而審計署就要查公帑用得有沒有效益。這些內部調查機制是要去做，這就是兩個部門存在的目的。」
「有舉報當然要查，沒有舉報也要主動查，揭發到什麼問題就應公佈，有人需要被問責時就要去做，有刑事成份時就要起訴。而查無不法時，也要建議如何令程序變得更好，真正將錢花在刀刃上。」
政府於2018年曾就修改公共採購法進行公開諮詢，去年中公佈諮詢總結報告，但是相關修法未有納入本年度的立法規劃當中。甄慶悅認為，社會、立法會與上屆政府對於修法的立法十分清晰，認同要儘快修法，令採購程序更加公開透明，「但不知為何修法程序會停滯不前，新一屆政府亦無聽過他們強調要修法。其實修法就只差立法這一步，但連施政報告中的立法規劃都沒有將這放進去，究竟他們將這放在第幾位呢？」
他強調，採購法修法應放在較重要的位置上，「行政長官賀一誠的思路，就是希望透過削減預算開支去善用資源，這就更突然採購法修法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採購法公開透明一點，有效率一點時，就真的可以達到更好地利用公帑的原則，故此政府要加緊去做這件事。而非像現在般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