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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事務非本澳單獨處理 余永逸:國安法未執行過 如何引證有漏洞?

2020-08-01 15:04
香港國安法於七月一日正式生效,而在本澳,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早前亦表示,有必要加快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有意見憂慮當局將借機為國安法「加辣」。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坦言,國家安全已不是澳門能單獨處理的問題,國安法應否「加辣」亦非由澳門人決定,而是要視乎北京的取態,以及視中央對於「一國兩制」的發展計劃是如何。
余永逸指出,今次「港版國安法」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駐港國安公署」,國安公署是繼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第四個中央駐港機構,「澳門至今未有(國安公署),應否與香港看齊?從體制而言,一國兩制有的東西,香港有了,澳門也會有,這已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他亦指,澳門的國安問題,亦與中央的「一國兩制」發展計劃有關,「事實是,去年香港提出逃犯條例,其實就已展示出北京是想放棄一國兩制的。但問題是,若澳門採用類近於香港的國安法,代表『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落實』的說法,與大家的理想並非一致,因外界視港版國安法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終結,若澳門同步去做這件事時,外界如何看待澳門的一國兩制?中央又是否不介意如何對澳門一國兩制的看法?這就要視乎北京的取態。」
法律生效十一年未曾使用 余:看不到國安法有問題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有不少本澳的建制派社團對此表示「堅決支持」,但對於本澳應否修法與香港「睇齊」,則較少表達意見,甚至有建制派議員認為本澳毋須仿效香港,直言兩地情況不能相題並論。余永逸認為,澳門社會未見有「獨」的情況出現,亦無分裂國家等行徑。他又指,即使如政府所述是法律上的問題,「但你亦看不到有用過國安法去告人,展示不了這個法律本身存在很大漏洞。當你未能印證法律有問題時,又如何能提出一個合理的依據?」
「甚至說六四當晚,兩個人行街都可以被警方視為集會時,其實就已反映出現行法律已經可以處理到許多社會安全問題,是否仍有需要改(國安法)?改什麼地方?我就看不到了。」
但是余永逸指出,社會普遍忽視賭業的問題,「這可能並非我們所理解的國家安全,但在北京而言則可能是安全的一部分。」他指出,諸如賭場貴賓廳、博彩中介人、網上賭場、內地資金非法地流至澳門等等,在北京眼中都可能涉及到安全,「當然在我們一般人眼中,這些就純粹是洗黑錢、金融犯罪等問題,而非牽涉到國安的概念。很明顯,北京在理解國家安全的問題上,與本澳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在這種情況之下,本澳早已有反洗黑錢的法律,我又看不出有什麼原因,需要在現有國安法中加入這些東西。」
他強調,澳門國安法自生效至今都無被使用過,亦看不出法庭在判決與國安相關案件時有捔曲相關法律,亦看不出法律存在漏洞,令到某些行為在北京的眼中令國安帶來隱患,「既然未引證過,就無法知道這個法律是否有問題,純粹從理性的邏輯推理,我看不到(澳門國安法)問題出在哪。」
應釐清國安法漏洞何在 加辣或對本澳國際形勢有影響
張永春早前提及,政府認為有必要加快完善本澳國安法律制度。余永逸相信這乃是中央的需要,「當中央說需要時,澳門也只能去做。澳門在一國兩制下,亦嘗試配合中央,純粹在民間而言,在民間又好,反分裂、影響國家安全的活動不存在時,又看不出有何緊急需要,去堵塞所謂法律漏洞。甚至我們說有法律漏洞,其實都不知道有什麼漏洞,政府都沒有說出來,又說有漏洞而要去修改,這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余永逸認為,要修改國安法,理應先釐清法律的漏洞何在,「是否因為特區甚至國家安全有很嚴重或急切的需要?但我們從來都沒有討論過這件事,從來都是靠中央的意志去做。現時的重點是,這件事不是在特區手上,而是在中央手中,但對北京而言亦面對著很大問題。」
他指,縱使對北京而言,所有法律都是愈緊愈好,但從現時國家所面對的國際形勢來看,若澳門跟隨香港的步伐,對於國家的發展以至對外關係而言又有何影響?「澳門社會一直說外資賭牌應留在澳門,搵到錢。但當現時的新冷戰,甚至是熱戰,外資尤其是美資賭場會否留在澳門?其實我愈來愈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當你愈在澳門做這些事時,就愈會影響到澳門對外吸金的能力。我覺得,加辣與否在北京也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現時基本上是在等北京的最後決定如何。」
余永逸料民間不會有太大反對聲音
面對政府可能修改國安法,余永逸估計,民間對此不會有太大反對聲音,「其實在澳門民間也沒有人會理會,最重要的是有飯食、有錢派,面對疫情不要講政治,我估計這是澳門社會的反應。」
他形容,澳門社會有其「獨特的智慧」,指澳門社會不存在持續性的發展計劃,亦無人討論在現行經濟及社會情況下如何使用儲備?如何持續澳門的發展成果?「社會只會討論如何派福利,亦不會討論福利派到何時會用完,只是派咗先。社會基本上不會理有沒有需要(修法),若無即時影響到他們的利益時,基本上他們是不會理會的。所以我就看不出澳門社會有很大的反響,可能年輕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澳門人就不會去想這件事,因為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澳門社會未去到這個層面。」
張永春亦提及,當局有修訂國安法律制度的方案後,將會諮詢公眾。余永逸則指,雖然當局表明會聽取社會意見,但民間是否願意參與政策制訂過程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你看到澳門社會的參與度不高,當這件事提出來,令到他們的利益有實際上的受損時,他們當然會很大聲去反對。但當這件事沒有很大的利益,或這件事的做法會影響澳門與中央的關係,可能會影響到澳門當下的利益時,就情願不去反對。」
「這就是澳門的狀況,民間的聲音不會很強,不會想有無需要,北京說有需要,難道要同北京對著幹?十多年後的今日,難道你會盼望澳門社會會很理性地討論?應要問市民有無需要?市民說我無所謂,你就不會看到社會有很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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