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於七月一日正式生效，而在本澳，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早前亦表示，有必要加快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有意見憂慮當局將借機為國安法「加辣」。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坦言，國家安全已不是澳門能單獨處理的問題，國安法應否「加辣」亦非由澳門人決定，而是要視乎北京的取態，以及視中央對於「一國兩制」的發展計劃是如何。
余永逸指出，今次「港版國安法」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駐港國安公署」，國安公署是繼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第四個中央駐港機構，「澳門至今未有（國安公署），應否與香港看齊？從體制而言，一國兩制有的東西，香港有了，澳門也會有，這已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他亦指，澳門的國安問題，亦與中央的「一國兩制」發展計劃有關，「事實是，去年香港提出逃犯條例，其實就已展示出北京是想放棄一國兩制的。但問題是，若澳門採用類近於香港的國安法，代表『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落實』的說法，與大家的理想並非一致，因外界視港版國安法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終結，若澳門同步去做這件事時，外界如何看待澳門的一國兩制？中央又是否不介意如何對澳門一國兩制的看法？這就要視乎北京的取態。」
法律生效十一年未曾使用 余：看不到國安法有問題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有不少本澳的建制派社團對此表示「堅決支持」，但對於本澳應否修法與香港「睇齊」，則較少表達意見，甚至有建制派議員認為本澳毋須仿效香港，直言兩地情況不能相題並論。余永逸認為，澳門社會未見有「獨」的情況出現，亦無分裂國家等行徑。他又指，即使如政府所述是法律上的問題，「但你亦看不到有用過國安法去告人，展示不了這個法律本身存在很大漏洞。當你未能印證法律有問題時，又如何能提出一個合理的依據？」
「甚至說六四當晚，兩個人行街都可以被警方視為集會時，其實就已反映出現行法律已經可以處理到許多社會安全問題，是否仍有需要改（國安法）？改什麼地方？我就看不到了。」
但是余永逸指出，社會普遍忽視賭業的問題，「這可能並非我們所理解的國家安全，但在北京而言則可能是安全的一部分。」他指出，諸如賭場貴賓廳、博彩中介人、網上賭場、內地資金非法地流至澳門等等，在北京眼中都可能涉及到安全，「當然在我們一般人眼中，這些就純粹是洗黑錢、金融犯罪等問題，而非牽涉到國安的概念。很明顯，北京在理解國家安全的問題上，與本澳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在這種情況之下，本澳早已有反洗黑錢的法律，我又看不出有什麼原因，需要在現有國安法中加入這些東西。」
他強調，澳門國安法自生效至今都無被使用過，亦看不出法庭在判決與國安相關案件時有捔曲相關法律，亦看不出法律存在漏洞，令到某些行為在北京的眼中令國安帶來隱患，「既然未引證過，就無法知道這個法律是否有問題，純粹從理性的邏輯推理，我看不到（澳門國安法）問題出在哪。」
應釐清國安法漏洞何在 加辣或對本澳國際形勢有影響
張永春早前提及，政府認為有必要加快完善本澳國安法律制度。余永逸相信這乃是中央的需要，「當中央說需要時，澳門也只能去做。澳門在一國兩制下，亦嘗試配合中央，純粹在民間而言，在民間又好，反分裂、影響國家安全的活動不存在時，又看不出有何緊急需要，去堵塞所謂法律漏洞。甚至我們說有法律漏洞，其實都不知道有什麼漏洞，政府都沒有說出來，又說有漏洞而要去修改，這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余永逸認為，要修改國安法，理應先釐清法律的漏洞何在，「是否因為特區甚至國家安全有很嚴重或急切的需要？但我們從來都沒有討論過這件事，從來都是靠中央的意志去做。現時的重點是，這件事不是在特區手上，而是在中央手中，但對北京而言亦面對著很大問題。」
他指，縱使對北京而言，所有法律都是愈緊愈好，但從現時國家所面對的國際形勢來看，若澳門跟隨香港的步伐，對於國家的發展以至對外關係而言又有何影響？「澳門社會一直說外資賭牌應留在澳門，搵到錢。但當現時的新冷戰，甚至是熱戰，外資尤其是美資賭場會否留在澳門？其實我愈來愈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當你愈在澳門做這些事時，就愈會影響到澳門對外吸金的能力。我覺得，加辣與否在北京也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現時基本上是在等北京的最後決定如何。」
余永逸料民間不會有太大反對聲音
面對政府可能修改國安法，余永逸估計，民間對此不會有太大反對聲音，「其實在澳門民間也沒有人會理會，最重要的是有飯食、有錢派，面對疫情不要講政治，我估計這是澳門社會的反應。」
他形容，澳門社會有其「獨特的智慧」，指澳門社會不存在持續性的發展計劃，亦無人討論在現行經濟及社會情況下如何使用儲備？如何持續澳門的發展成果？「社會只會討論如何派福利，亦不會討論福利派到何時會用完，只是派咗先。社會基本上不會理有沒有需要（修法），若無即時影響到他們的利益時，基本上他們是不會理會的。所以我就看不出澳門社會有很大的反響，可能年輕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澳門人就不會去想這件事，因為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澳門社會未去到這個層面。」
張永春亦提及，當局有修訂國安法律制度的方案後，將會諮詢公眾。余永逸則指，雖然當局表明會聽取社會意見，但民間是否願意參與政策制訂過程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你看到澳門社會的參與度不高，當這件事提出來，令到他們的利益有實際上的受損時，他們當然會很大聲去反對。但當這件事沒有很大的利益，或這件事的做法會影響澳門與中央的關係，可能會影響到澳門當下的利益時，就情願不去反對。」
「這就是澳門的狀況，民間的聲音不會很強，不會想有無需要，北京說有需要，難道要同北京對著幹？十多年後的今日，難道你會盼望澳門社會會很理性地討論？應要問市民有無需要？市民說我無所謂，你就不會看到社會有很大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