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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兩岸關係興毀繫於一身

2020-07-31 03:34
  李登輝昨晚七時二十四分病逝,耆齡九十七歲。大陸新華社反應較快,於八時二十分發出電訊,標題為《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病亡》,內文連標點符號只有三十五個字:「據台北榮民總醫院消息,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三十日在台北病亡,終年九十七歲。」
  新華社以「病亡」一詞來報導李登輝的去世,而不是通常採用的「病逝」,似是帶有鄙視李登輝的意況。但相對於當年蔣介石病逝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是以「蔣介石死了」作標題,算是已經較為厚道。不過,「病亡」一詞,還是對李登輝戕害兩岸關係及台灣地區政治生態,作出蓋棺定論的評價,並非是一個正面人物。
  隨後,中新社也於八時三十九分以標題和內容都「照抄一遍」的方式發出電訊。不過,中新社在十一時十四分,卻以《台灣當局前領導人李登輝離世》的方式發出電訊,似乎是對此前電訊的「火氣」作了「適當矯正」。
  實際上,一九七八年中新社复社時,廖承志曾經對中新社有一個著名的講話,大意是,經過十年「文革」,海外華僑華人對我們國家有許多誤解,因而中新社電任務,就是以海外華僑華人能夠接受的文風,報導祖國的錦繡河山,不必照抄照搬新華社的文稿,可以適當柔軟一些。因此,此後長期以來,除了是中央有關會議及重大政治活動的報導,是採用「通稿」,與新華社「同步」之外,其餘稿件都較為「中新社化」。
  可能是基於此背景,中新社昨晚有關李登輝病逝的第二篇報導稿,除了是採用比「病亡」較為溫和的「離世」之外,在內文中,雖然對李登輝在台灣地區政治事務上進行的「寧靜革命」及「黑金政治」避而不談,但卻以主要篇幅,對其在兩岸關係領域的興毀進行了概括性的總結:在李登輝主政之初,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朝著務實方向發展。一九九一年二月,「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的《國統綱領》,強調「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的共識,即「九二共識」;此後,兩岸兩會在此基礎上展開事務性協商,舉行「汪辜會談」。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李登輝奉行分裂路線,導致兩岸關係惡化。他一九九五年以所謂私人身份訪問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以及一九九九年拋出「兩國論」,台海局勢空前緊張。二零零零年後,李登輝主導成立「台聯黨」,繼續鼓吹「台獨」。
  李登輝還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對台灣曾經的殖民統治,甚至聲稱「釣魚島以前就是日本的」,廣受兩岸各方抨擊。
  中新社昨晚第二篇報導稿對李登輝在兩岸關係領域的興革及摧毀,作了較為中立公正的評價。實際上,以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為界限,在此之前,李登輝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還是有正面表現及貢獻的;但在此後,就是扮演了「剎車板」的角色,阻擋兩岸關係發展,甚至滑向「台獨」不歸路,成為「台獨教父」。
  當然,李登輝早期的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是有其政治動機的,就是在蔣經國逝世後,雖然他按照「憲法」規定,自然遞補繼位「總統」,當年跟隨蔣介石撤退到台灣的老國民黨人沒有意見,但對是否也讓李登輝接任國民黨主席,老國民黨人卻有不同意見,他們希望由宋美齡承擔此重任。因而當年發生「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分歧,以至爆發「二月政爭」。李登輝雖然在宋楚瑜「臨門一腳」襄助下,奪下黨權,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並不穩固。李登輝為了營造「蔣經國接班人」的形象,爭取「非主流派」以外的老國民黨人的認同及支持,以鞏固自己在國民黨內的權利地位,就接續蔣經國逝世前尚未來得及完成兩岸關係開放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李登輝當時的順應潮流,推動兩岸開放,成立「國統會」,制訂《國統綱領》及《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制定《兩岸關係條例》,成立陸委會和海基會,派出蘇志誠和鄭淑敏作密使,在香港、澳門、珠海、北京等地與楊尚昆、曾慶紅、汪道涵、楊斯德、許鳴真等人秘密會面,推動實現「汪辜會談」,並達成「九二共識」,雖然確實是推動了兩岸關係發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李登輝只不過是將之當作是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的「工具」。一旦達成目標,就將會當作是「秋後扇」,棄之不惜了。
  實際上,李登輝在借助民進黨的力量,陸續扳倒郝柏村等老國民黨人,並通過多次「修憲」而完成「寧靜革命」,獲得「民主之父」的美稱,鞏固了黨內外的權力之後,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暴露了其「台獨」真面目了。
  在實務上,李登輝籍著「千島湖事件」,痛罵對岸為「土匪政權」,並由僑委會下令停止大陸旅遊團,這是惡化兩岸關係的第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他又推出「戒急用忍」及「南向政策」,要遏止台商到大陸投資的浪潮。
  在理論上,李登輝透過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專訪,及到其母校美國康奈爾大學進行《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系統性地拋出「台獨理論」。
  「兩國論」更是關鍵性的重大轉折。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北京,李登輝派出「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隨團作「監軍」。江澤民在釣魚台國賓館接見訪問團一行,提出進行兩岸政治對話,就一個中國內涵進行討論的訴求。蔡英文將此情況匯報給李登輝,並分析翌年十月海協會長汪道涵回訪台灣,在與李登輝會面時,必將會當面向李登輝提出此訴求,並予以具體化。因而建議李登輝必須提前作好回應準備。李登輝接納了蔡英文的建議,並授權蔡英文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蔡英文領命後,經過幾個月的研究,提出「特殊兩國論」的報告。
  本來按照原來計劃,是準備在汪道涵回訪台灣時,以此理論當面向汪道涵實施「突然襲擊」的。但李登輝接到報告後愛不釋手,正好此時「德國之聲」亞洲部主任克納伯提出向他進行專訪的請求,而李登輝急不可待,尤其是結合到「二戰」結束後,德國分裂成東德與西德兩個國家,並在一九七二年簽署「基礎條約」,規範互不隸屬的「特殊國與國關係」,隨後互設代表處並一起加入聯合國,就「借風駛帆」地,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克納伯專訪時提前爆出「兩國論」,完全摧毀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
  後來,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物色陸委會主委人選時,李登輝向陳水扁推薦了蔡英文,認為她可以守住「兩國論」底線,抵擋「九二共識」。陳水扁接納了李登輝的建議,蔡英文從此由幕後走向台前,後來還當選民進黨主席和「總統」,「九二共識」蕩然無存,兩岸關係走向隔絕的不歸路。
  李登輝還曾出版《台灣的主張》一書,其中一個重要主張是「七塊論」,要將一個中國架構下的領土分割為中原、台灣、港澳、新彊、西藏、內蒙、滿洲等七個「國家。因此,所謂「港獨」、「藏獨」、「疆獨」以至「蒙獨」的思潮,多少也有著李登輝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