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9年的作品《澳門之年》（徐欣羨監製）。這年剛好是從回歸20週年，《奧戈》之後的十年。這一部電影不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由九名創作者分別創作他們自己的作品，每人十分鐘。創作者都是在澳門出生、成長，或長期以澳門為家，他們的作品也沒有像《奧戈》一樣，編導和文學原著有書寫完成的距離。雖然，這是澳門回歸20年的紀念作品，但未見創作者的題材必須與「回歸」有關，其中兩名創作者，分別是歐陽永鋒和林鍵均的作品就沒有在這個命題上。監製徐欣羨也只要求創作者挑選回歸至今這20年內某一個時間點作為敘事基點即可。從電影之中看到，如果以「回歸」為主軸，也不一定會落在「要留還是要走」的命題之上，所以在考慮這些原因之後，九套作品之中有六套的題材，或多或少是契合「要留還是要走」的命題，更擴大演化為「澳門這個城市上的人，對澳門的考慮，怎麼來，怎麼留，為何走」，就不只是僅限於上文所說的幾位創作者的階段性現象了。
《澳門之年2017——相聚一刻》（導演周鉅宏）講述在台灣讀書的兒子，在颱風天鴿期間回澳與父親相聚的故事。父親滿心歡喜，以為兒子學成歸來，甚至連入職政府工的文件都已張羅準備，希望他可以永遠在澳門生活。年輕的兒子卻跟父親說，再過一陣便回台灣，繼續另外的碩士課程。父親收起了原來可以團聚的安慰，反而說出例行套話「這樣也好」來祝福將要再次離家的兒子，我們可以知道他不會留在澳門了。
《澳門之年2012——陪你走過世界的盡頭》（導演陳雅莉）講述男女為感情的前途而作最後的分別，全片十分鐘一鏡到底，小巷橫街電梯的穿梭，折射舊城區與感情的糾纏不清。然而，感情的斷捨離，仍然是在經過穿梭在熟悉的舊區之一番糾纏後，以出走澳門作為終極的解決。
《澳門之年2019—煙》（導演黃小雅）在十分鐘之內，講述在澳門生存的人所抽的煙。抽煙者的狀態是煩惱，煙輕盈飄渺，一下就到遠處，或在一地散逸。在澳門八十年代移民的廚師、正在南灣湖邊聚會的菲律賓人、準備離開澳門卻又猶豫的年青男子，和強調留在澳們賭場工作女子。他們邊抽煙邊訴說自己肉身移動的理由，例如青年聽到來做體力工作的菲律賓人說他在家鄉是一個演員，為錢才來澳門，映襯他卻準備遠行所抽的煙，代表他們在澳門遊移不定，背負的理想在被這個城市的生活逐一吞噬，唯抽煙而能消止。澳門並沒有他們能安定生活的任何元素，包括來了很久的人，外國過客，或者在這裡生長生活的人。
《澳門之年2018——洗衣機》（導演Maxim Bessmertny）中，一個說英語的白人，和通曉英、葡、粵語的黑人，在路環的家忙著處理他們壞掉的洗衣機。這是一套黑色幽默的短片，卻顯示出非粵語使用者生活在澳門的諸多不便。洗衣機是生活的必備物件，推著洗衣機的路程，再短也非常狼狽，在十分鐘之內注入澳門的符號，敎堂和廟宇，雖然有點突兀卻也有點不可免俗之感。值得留意的是，白人青年用英語說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意說得頭頭是道，在生活上（推著洗衣機作為象徵）卻被本地人諸多刁難，從廢料回收場老闆、茶餐廳叫他們推走擋在門口洗衣機、以及最後與他們為敵的女子，都是說粵語本地人，這些人通通都是處身於他們生活的對立面的。這兩位黑、白族裔人士之「如何留在澳門」成為在這是一筆較側面描寫外地人如何在澳門生活的風景。
《澳門之年2000——最後一天》（導演António Faria）的場景，是2000年6月21日葡裔球迷在餐廳，透過電視看葡國迎戰英格蘭的歐洲盃大戰，也是在澳門當公務員的葡國人Félix下決定是否要回葡國的日子，卻在這個重要的日子，澳門女友告知他自己已經懷孕了。澳門對這位葡國人來說，不再只是供職且隨時可以放棄的地方，而多了骨肉的羈絆，說要離開已經不再容易了。相較於英語人士，葡萄牙人在澳門有一個完整的社區，片中明顯看到葡語人士有餐廳老闆、退休人士等等，置身社會每個角落，對於去留問題不是客人的位置，更多是處身於主要的位置。
《澳門之年1999——回鄉》（導演杜健康）講述回歸前一位從中國大陸來澳的新移民，當酒樓侍應、帶小孩，過著在八十、九十年代初澳門基層的工薪生活。主角因請不到假而難得回鄉見到母親，再次於觀眾前敘述了與母親的連結，並且時值宣佈澳門會回歸中國，回鄉—母親—回歸的意像便更加相映重疊。這一位中國大陸的移民，對澳門和自身的關係卻是肯定、非常實在的。這一段和António Faria的《最後一天》在同一部片裏非常相映成趣。
《澳門之年2012——最後一場放映會》（導演朱佑人）這是最為筆者感動的一套作品。短短十分鐘以內，是在呼應二十五年前自己的《亞明的澳門》的延伸，片中的後生女一句一句叫「導演、導演」的稱呼，其實就是二十五年的亞明。二十五年前的青年不知道以後會變成怎樣，二十五年後已經變成中年，並向觀眾給出答案。在會址觀看電影的回憶重述，就是解釋了一直為後來書寫澳門的人鋪路。片中剪有回歸十週年的紀錄片片段（不巧我當年在拍攝現場），朱佑人向片中少年（李智斌）問︰「你會不會用鏡頭紀錄澳門？」少年回答︰「會。」朱佑人再問︰「十年之後呢？你會不會紀錄澳門。」少年開始猶疑。朱佑人近乎執念的問︰「咁究竟，會？定唔會？你答啦。」在去或留這個問題上，沒有明講，朱佑人卻非常清楚地顯示出他的立場和態度。
《澳門之年》每一個小故事開始之時，會有一個年份的出現，告訴大家這是那一年所發生的故事。這是監製為這一部電影給這九名創作者定下的唯一遊戲規則。然而，我們或許可以將之視之為一個記憶的空間。由於過時未久，對於三、四十歲以上的觀眾容易產生強烈共鳴。由發生的年份我們可以錨定我們回憶的時間點，以共時的生命經驗融入電影之中，大概會想到︰啊，那一年我在做甚麼。這樣的感覺。然而，20多歲的觀眾則未必然之了。
記憶空間點像Facebook的Timeline一樣，20年之間哪一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在這部片都是可觀看的故事。20年對澳門人來說不算太遠，而且20年間可以紀錄的方式更繁多，或者是錄影、錄音、照片、文字等等。我們可以透過生活上或是歷史上的碎片，去體會過去所發生的事，這些蛛絲馬跡越多，可以追溯的線索便會越多。電影正正是可以提供這種線索，不停地鞏固城市的記憶。
 
  《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五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