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一次題為「掉地上的大面額鈔票沒人撿」的演講中，已故的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 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他提出一個來自像海地這類貧窮國家的人，如果移居到像美國這類富裕國家，他的生產率會大大提升，工資也會比以往高得多。這個人本身沒有在一夜之間出現任何改變，因此他的技能或文化態度不能解釋境遇的改善。由此，答案肯定在於新國家的環境。

奧爾森因此得出結論，認為許多或者說大多數的經濟體缺乏社會效率。更好的制度和社會環境，以及來自過去投資積累下來的資產存量，可以大大地提升個體的生產率，進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採取協調行動必要性

個體無法改變他們生活和工作的整體環境，除非選擇移居到其他地方。再者，若想提高整個經濟體的生產率，則需要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奧爾森本人對集體行動邏輯的一項著名研究，探索了難以實現這一目標的原因。

不幸的是，在當前關於生產率的論戰中，鮮少提及奧爾森在「大面額鈔票」演講中，有關採取協調行動必要性的論點。相反，目前的討論主要關注許多潛在的促成因素，如為什麼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經合組織國家的人均產出幾乎持平。

比方說，決策者通常按照項目，逐個對潛在的基礎設施投資進行成本效益評估。然而事實上，任何專案的回報都會受到其他決策的影響，其中包括私人和公共決策。如果一條新的鐵路線開通，當地的公車是否會調整時刻表，以配合人們的旅程？

開發商是否會在附近蓋房子，而其他政府機構會否在該地區開設學校？如果沒有協調一致的決策過程，選擇投資周邊設施更健全的新項目，似乎更化算。不幸的是，負責評估專案的政府機構很少對整體政策局面進行全面調查。

唯一選擇只有離開

地區或地方的低技能陷阱也存在類似問題。如果某個特定領域沒有高薪工作，那麼個體就缺乏對自身教育進行投資的動力。相同的，如果當地缺乏可用的熟練勞動力，雇主就沒有在當地開設辦公室或工廠的動力。因此，對於有志向的人們而言，唯一的選擇就只有離開。

由於人們普遍認同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性，現今的經濟學研究人員也廣泛地接受。然而，經濟學家需要將他們的分析，與對政治變革潛力的理解、組織社會學和決策心理學聯繫起來。事實上，僅僅督促各地區「向矽谷看齊」是無濟於事的。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要在每個特定的背景下準確理解需要以什麼樣的協調方式提高生產率，同時需進行什麼樣的行動，最後由誰來落實。

解決方案因地而異

正如近年來的選舉混亂和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所清楚表明，地區差距懸殊，及其所導致人們生活機會的不平等，在各地都成為了關鍵的政治問題。此外，2019冠狀病毒病、極端天氣或國內衝突導致經濟動盪的可能性、向零碳經濟轉型的生存需求，以及廣泛的數位化顛覆，將使我們更急迫地需實現惠及各階層的繁榮。

雖然大家提高生產率面臨大致相同的障礙，但解決方案將因地而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科學依據能夠決定，不同級別的政府需要做出什麼樣的決策，又或者該如何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選擇和預算。

沒有人會對以下導致生產率低下或停滯的因素感到驚訝，包括：缺乏對有形和無形資產進行投資、技能短缺、基礎設施不足、管理不善和宏觀經濟環境疲弱。而令人驚訝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尋找解決方案缺乏重視。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須立即開始糾正這種情況。

黛安．科伊爾

劍橋大學公共政策學教授，也是最新出版的《市場、國家和人民:公共政策經濟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0）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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