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旨在攉取最大選舉利益的「高級黑」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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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有兩件事，本來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處來」的完全不同性質的兩回事，但如果將之有機地聯繫起來，卻讓人品出了「味道」來，聞到了二零二一年澳門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前開打的「硝煙味」。

　　其一，是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說，明年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年，特區政府根據法律要求，將在十二月底成立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他指出，本澳疫情相對緩和，會做好選舉和防疫工作，目前籌備工作預案沒有政治上的考慮。而在此前，行政長官賀一誠也指出，特區政府會強化社會對選舉制度的認識及廉潔選舉意識，以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公開和廉潔。

　　其二，立法會上週三舉行的全體會議，否決了蘇嘉豪議員的上訴。該上訴案源於蘇嘉豪今年七月向立法會提交《受資助社團公佈帳目》法案，但遭到立法會主席高開賢初端拒絕，理由是法案涉及「政府的運作」，屬特區政府專屬提案權範圍。蘇嘉豪隨後提出上訴，再被立法會執委會駁回。最終上訴至全體會議。蘇嘉豪在引介該提案時表示，不認同這份《受資助社團公佈帳目》法案內容實質地影響政府運作，議員依法有權提案。是次上訴為捍衛議員的憲制權力，也為遏止濫用公帑資助。法案最終在廿八票反對，四票贊成下，不獲全體會議通過。

　　表面上看，蘇嘉豪議員的提案，是為了促進社團資助帳目的公開透明化。如果單純是出於這個原因，相信會得到不少人的認同。但問題是，在本來就因為受疫情影響，社會上傳聞政府將會「削減」對社團的資助，導致不少社團中人「人心惶惶」，甚至將會挫傷其在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士氣的情況下，如果再加上蘇嘉豪議員提案的「加疊」影響效應，將會導致建制派社團中人遷怒於已經宣布將會整頓社團資助制度的特區政府，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不會「盡心盡力」地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因此，該提案的真正目的，可能就是直衝選舉而來，以打擊參加直接選舉的建制派團體的士氣，來攉取自己的最大選舉利益。

　　實際上，類似的教訓過去並非罕見。過去的歷次立法會選舉，都有一些青年才俊參選，其主要功能，是在於分流反對派的選票。如能當選，當然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如果落選，也是勞苦功高。

　　其中一個對華人天主教教友擁有較強號召力的團隊，是每屆必參選，雖然都是落選，卻是屢敗屢選，甘之如飴。因為達到了分流華人天主教友選票之目的，對反對派參選團體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狙擊作用。但在三年多前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中，不知何故突然「倦勤」，放棄了參選。其原因引發多種猜測，有說是因為特區政府決定修訂諮詢組織政策，每人最多只可出任三個諮詢組織的成員，導致出任十多個諮詢組織成員的該華人天主教機構的據位人意興闌珊；也有說是該華人天主教機構獲得政府資助的額度，不如此前，或是提出的新的資助請求未能得到滿足。

　　由於該華人天主教機構據位人棄選，而受其影響的華人天主教友尤其是青年人的選民，不知所措，有部份就流向了由某曾經當選過議員的華人天主教教友，甘當「人梯」予以扶持的蘇嘉豪，再加上蘇嘉豪本人對部分青年人選民也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因而讓首次參選的蘇嘉豪就「一鳴驚人」，殺出重重包圍當選。

　　這樣的「戲碼」是否會重演？不得而知。但人的思想情緒是複雜的，建制派之所以為特區政府「保駕護航」，「澳人治澳」的理念當然是主因，但不排除其中也摻雜了某些利益因素，尤其是在當今物質主義高熾的社會，有的建制派可能也會講究利益關係。如果利益受損，那就「不如你做埋我果份」。

　　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襲擊，導致特區政府的財政收支嚴重失衡，有必要考慮節省開支的情況下，平時雖有發生，但尚不算太嚴重的這個矛盾，就急劇地上升了。實事求是地說，賀一誠提出的消除多頭申請，今後集中以一家基金會或政府部門提供資助的整改措施，是合理及科學的。不但可以引導政府資助更為合理地運用，而且還可杜絕浪費、揮霍甚至有「不規則」情形發生。但卻可能會令習慣於多頭申請的社團難以適應，甚至認為是「削減」資助。而蘇嘉豪的這個提案，本來就不符基本法有關政府政策法案的擬制權的相關規定，其實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就是在客觀上形成在目前已經「人心浮動」的社團人士的心中，再扎進一根「刺」，導致某些建制派人士因資助額而遷怒於特區政府，因而這是立法會選舉前夕的「高級黑」手段。因此，理所當然地遭到除四位反對派議員之外的所有議員的否決。

　　當然，並非多數建制派社團都在重複申請資助。相反，不少社團還很珍惜政府資助，比如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在每年財政報告後，有結餘款都退回澳門基金會。筆者受此影響，當年在出版《富權「兩岸觀察」評論選》後，也將結餘款一文不少地退回給澳門基金會。

　　但「一粒米食出百樣人」，有的人並非如此。比如，廉政公署年來就曾多次揭發，有某些大學的教授，多處申請資助，結餘款袋入自己個人的荷包。甚至是巧立名目，以舉辦研討會等活動的名義，「報大數」或「無中生有」地騙取資助。

　　澳門的各大社團，除了商業性質者財雄勢大，也擁有會產，而較少向政府申請資助之外，其餘的尤其是基層社團，本身會費收入不多，也沒有會產，但要供養的工作人員卻不少，因而承受著沉重的財政壓力。

　　據說，當年柯正平所創立的這些團體，是由同樣也是由柯正平創立的商業機構，撥出一定比例的利潤作為活動經費的。在當時，這是合理合法的作為，因為柯正平就是這些商業機構的董事長，他可以自由支配盈利，而且資助的社團都為國家作出貢獻。

　　但在這些商業機構改制，成為央企後，在商言商，就不能再按「老皇曆」行事了。幸好正逢澳門回歸，澳門基金會掌握在「澳人」的手中，因而就承接了這個角色任務。但是，也必須公事公辦，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直接撥款，因是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資助基層團體興辦的社會公益事業，如教育、醫療、托兒等，這當然是合法的。

　　但某些反對派人士卻要從「雞蛋」中找「骨頭」，老是緊盯澳門基金會對建制派的資助。因而筆者曾向某調研機構提出自己的擔心，如果某社團是以其分支社團「數人頭」的方式申請資助，而這些分支社團所代表的產業，如「神香」、「炮竹」等已經不復存在，等於是「殭屍社團」，那就可能會被反對派抓住「把柄」，攻擊為「冒領空餉」。

　　幸好，後來相關調研機構告訴筆者，沒有發生筆者所擔心的事情，因為資助都是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使用在教育、醫療等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因而筆者就放下心來，但不旋踵即發生了「暨大一億」事件。雖然與筆者擔心的形式不一樣，但這確實證明，反對派是非要從政府資助的「雞蛋」中挑出「骨頭」不可。

　　因此，社團資助確實是需要進行整頓。正如賀一誠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整改方向是只能向一家基金會或政府機構提出申請，不能重複申請。相信，這不但能在疫情影響下，將政府資助發揮最大的作用，而且也將能夠杜絕反對派的攸攸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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