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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圍聚勞工局的另一「深層原因」說起

2021-03-19 04:49
  以下的一個傳聞,雖然未經考證真偽,但其背後所折射的「深層原因」,卻可以供為政者參考。
  話說日前在勞工局前「圍聚」,並曾一度激動地跑出馬路阻礙交通的失業工人,表面上看是自發行為,但其實與某些新興工會以微信等社交工具進行動員有關。為何已經多年不再進行「集體行動」的新興工運團體,現在又「死灰復燃」,再次「呼群聚義」?這當然是有著主客觀的原因在發揮交織作用。一方面,是「選舉季節」已經到來,「呼群聚義」可以說是某些有意參選的新興工會的「測試實力」的「火力偵察」,及提前「造勢」的活動;另一方面,失業工人和「放無薪假」者也確實是存在著他們所訴說的求職及生活上的困難。兩種元素交織在一起,就發揮了化學作用。可以說,新興工會的參選計劃是「雞蛋」,失業工人和「放無薪假」者的不滿情緒是「溫度」,在這兩個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孵」出了「圍聚」勞工局的「雞仔」。
  但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元素在發揮重要作用,那就是某些新興工會團體,要以此行動,發洩對削減對其資助的不滿情緒,並施加壓力。實際上,在當年失業工人舉行暴力性的遊行活動之後,特區政府實行「贖買」式的安撫政策,由勞工局出面,以各種名義給予發放資助。比照其他基金會實體對相關社團的資助方式,採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手法,給予各新興工運團體不同金額的資助。從《澳門特區公報》每年刊登的數據看,勞工局對這些新興工運團體資助金額逐年提升,由最初的每年不到一百萬元,提升到近年的過千萬元。
  於是乎,新興工運團體此後的遊行抗議活動就逐漸減少,到近年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都放棄了這項本來是屬於他們的「專利」,反而是一些「小資」型的團體出來遊行,但其規模及影響力都遠不如「始作俑者」的新興工運團體。
  另一方面,「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新興工運團體,也在精神文明方面晉升了,不但是曾經創辦發行過報紙,而且也效仿澳門的傳統社團,進行各種慈善活動,包括「派米」等。
  但「好花不常開」。去年澳門特區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影響,政府庫房收入銳減。特區政府決定壓縮開支,包括削減對各類社團的資助。另外,也準備對澳門基金會的對資助制度進行深刻變革,按領域推出資助計劃,透過專業評審,引入競爭機制,擇優批給,並會嚴格執行監管措施,杜絕沒有賬目、賬目不清,以至是「多頭重複申請」的情況,確保受資助項目符合社會所需,受社會監督。
  這項「閂水喉」的措施,從理論到實踐上都具有正當性。但由於澳門社會已經習慣了「坐等依靠政府」的思維,認為政府提供高福利是「奉旨」的,稍為削減一些福利就渾身不自在。就像今次的經援措施,將「居民消費,政府買單」型的消費卡,改革為以槓桿原理,以居民消費促進中小微企營運,可達「雙贏」效果的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就「貓刮咁嘈」那樣。有團體機構曾經向媒體表示,該會每年會向政府相關部門申請資助,用作處理會內一些日常事務,如刊物出版、舉辦活動等。一方面用作宣傳會務信息,另一方面搭建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由於營運上涉及一定開支,需依靠政府資助才可順利完成。去年中已收到消息指政府會緊縮開支,隨之對該會的資助也取消,坦言對此大感無奈,感嘆沒有資助下,根本難以維持正常營運,不排除未來大幅減少籌辦活動,換言之所有推廣或宣傳效用也會減少,將會無法發揮影響社會的凝聚力。
  既然連傳統愛國社團都瀰漫不滿情緒,作為反對派一員的新興工運團體的不滿情緒之強烈,也就可想而知。因此,這次「圍聚」勞工局的行動,就是他們的「小試牛刀」,利用失業工人和「放無薪假」者的困境,「借助鍾馗打鬼」,,來發洩其未能「收足」資助的不滿。當然,與他們過去曾經發動的五一暴力遊行相比,已經算得上是較為文明及克制的了。可見他們也有所保留,為未來爭取政府資助政策轉彎留了「後路」。
  至於某位立法會議員摻和其中,當然是要籍此機會開拓票源。不過,可能會打錯算盤。因為這些失業工人,基本上是移居自內地,曾經接受內地政治教育多年,仍然存有源於內地政治教育的思維定勢。他們雖然對特區政府的某些施政失誤,尤其是對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損不滿,但對國家、對中央政府,卻仍然具有一定的忠誠度,與香港的暴民截然相反。甚至他們的某些舉動,尤其是在歷次立法會選舉中的表現,仍然有著內地「火紅的年代」的「遺風」。因此,他們對不忠於國家、不忠於中央政府的行為,嗤之以鼻。這位立法會議員曾經的「雙重效忠」行為,他們早就不屑一顧。因而要獲得他們的選票支援,可能是緣木求魚,白費力氣。
  對於上述傳言,不管是否屬實,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都應當有所思考。至於另一個傳言的背景原因,更不容忽視。某位對華人天主教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慈善機構當事人(本文以「甲」稱之),每次立法會選舉都出來選舉,明知是選不上也甘之如貽。其實,其客觀上的功能,是在於分薄反對派候選人的華人天主教友選民的選票,哪怕是未能將之「拉下馬」,也要讓其不能享受「高票當選」的榮耀,在立法會中享有「高度民意」。
  但在四年前的這一屆立法會選舉,另一個對華人天主教友也具有很強影響力,而且也曾當選過一屆立法會議員的人士(本文以「乙」稱之),以甘當「人梯」的精神,自願作為「光輝五月」初次參選者的搭檔並排在第二位。但就在此「關鍵時刻」,「甲」卻「急流勇退」了,未能對由「乙」烘托的「光輝五月」候選人產生「分票」作用,使其首次參選就高票當選。儘管說,「甲」的支持者多是華人天主教友中的年長者,「乙」的「粉絲」多是華人天主教友中的年輕人,可能不存在「重疊」關係,但在「甲」已棄選,而其支持者不願將手中的選票投給非天主教友候選人的情況下,也就只能是流向「乙」的票盤。
  「甲」為何會棄選?當時社會上眾說紛紛。其中一種說法,是其所主持的慈善機構,在原主持人某神父逝世,缺少了「國際資助」的渠道後,就是依靠特區政府的「購買服務」的形式,給予提供資助。但後來可能是有某些項目的資助訴求得不到滿足,另外也因為特區政府對諮詢組織進行改革,每人最多只可出任三個諮詢組織的成員,而導致這位曾經擁有雙位數諮詢組織「頭銜」的「甲」,一下子「喪失」了好幾倍的「頭銜」,心中也有不快,因而以棄選來表達。
  今年選舉又來了,「乙」仍將再接再厲,而且在另兩名反對派大將或將棄選的情況下,倘「甲」仍然棄選,「乙」就可能會如虎添翼,使得「光輝五月」團隊再增一席。或許,節省了幾個小錢,所造成的政治損失卻不可計量。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