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圍聚勞工局的另一「深層原因」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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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一個傳聞，雖然未經考證真偽，但其背後所折射的「深層原因」，卻可以供為政者參考。

　　話說日前在勞工局前「圍聚」，並曾一度激動地跑出馬路阻礙交通的失業工人，表面上看是自發行為，但其實與某些新興工會以微信等社交工具進行動員有關。為何已經多年不再進行「集體行動」的新興工運團體，現在又「死灰復燃」，再次「呼群聚義」？這當然是有著主客觀的原因在發揮交織作用。一方面，是「選舉季節」已經到來，「呼群聚義」可以說是某些有意參選的新興工會的「測試實力」的「火力偵察」，及提前「造勢」的活動；另一方面，失業工人和「放無薪假」者也確實是存在著他們所訴說的求職及生活上的困難。兩種元素交織在一起，就發揮了化學作用。可以說，新興工會的參選計劃是「雞蛋」，失業工人和「放無薪假」者的不滿情緒是「溫度」，在這兩個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孵」出了「圍聚」勞工局的「雞仔」。

　　但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元素在發揮重要作用，那就是某些新興工會團體，要以此行動，發洩對削減對其資助的不滿情緒，並施加壓力。實際上，在當年失業工人舉行暴力性的遊行活動之後，特區政府實行「贖買」式的安撫政策，由勞工局出面，以各種名義給予發放資助。比照其他基金會實體對相關社團的資助方式，採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手法，給予各新興工運團體不同金額的資助。從《澳門特區公報》每年刊登的數據看，勞工局對這些新興工運團體資助金額逐年提升，由最初的每年不到一百萬元，提升到近年的過千萬元。

　　於是乎，新興工運團體此後的遊行抗議活動就逐漸減少，到近年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都放棄了這項本來是屬於他們的「專利」，反而是一些「小資」型的團體出來遊行，但其規模及影響力都遠不如「始作俑者」的新興工運團體。

　　另一方面，「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新興工運團體，也在精神文明方面晉升了，不但是曾經創辦發行過報紙，而且也效仿澳門的傳統社團，進行各種慈善活動，包括「派米」等。

　　但「好花不常開」。去年澳門特區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影響，政府庫房收入銳減。特區政府決定壓縮開支，包括削減對各類社團的資助。另外，也準備對澳門基金會的對資助制度進行深刻變革，按領域推出資助計劃，透過專業評審，引入競爭機制，擇優批給，並會嚴格執行監管措施，杜絕沒有賬目、賬目不清，以至是「多頭重複申請」的情況，確保受資助項目符合社會所需，受社會監督。

　　這項「閂水喉」的措施，從理論到實踐上都具有正當性。但由於澳門社會已經習慣了「坐等依靠政府」的思維，認為政府提供高福利是「奉旨」的，稍為削減一些福利就渾身不自在。就像今次的經援措施，將「居民消費，政府買單」型的消費卡，改革為以槓桿原理，以居民消費促進中小微企營運，可達「雙贏」效果的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就「貓刮咁嘈」那樣。有團體機構曾經向媒體表示，該會每年會向政府相關部門申請資助，用作處理會內一些日常事務，如刊物出版、舉辦活動等。一方面用作宣傳會務信息，另一方面搭建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由於營運上涉及一定開支，需依靠政府資助才可順利完成。去年中已收到消息指政府會緊縮開支，隨之對該會的資助也取消，坦言對此大感無奈，感嘆沒有資助下，根本難以維持正常營運，不排除未來大幅減少籌辦活動，換言之所有推廣或宣傳效用也會減少，將會無法發揮影響社會的凝聚力。

　　既然連傳統愛國社團都瀰漫不滿情緒，作為反對派一員的新興工運團體的不滿情緒之強烈，也就可想而知。因此，這次「圍聚」勞工局的行動，就是他們的「小試牛刀」，利用失業工人和「放無薪假」者的困境，「借助鍾馗打鬼」，，來發洩其未能「收足」資助的不滿。當然，與他們過去曾經發動的五一暴力遊行相比，已經算得上是較為文明及克制的了。可見他們也有所保留，為未來爭取政府資助政策轉彎留了「後路」。

　　至於某位立法會議員摻和其中，當然是要籍此機會開拓票源。不過，可能會打錯算盤。因為這些失業工人，基本上是移居自內地，曾經接受內地政治教育多年，仍然存有源於內地政治教育的思維定勢。他們雖然對特區政府的某些施政失誤，尤其是對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損不滿，但對國家、對中央政府，卻仍然具有一定的忠誠度，與香港的暴民截然相反。甚至他們的某些舉動，尤其是在歷次立法會選舉中的表現，仍然有著內地「火紅的年代」的「遺風」。因此，他們對不忠於國家、不忠於中央政府的行為，嗤之以鼻。這位立法會議員曾經的「雙重效忠」行為，他們早就不屑一顧。因而要獲得他們的選票支援，可能是緣木求魚，白費力氣。

　　對於上述傳言，不管是否屬實，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都應當有所思考。至於另一個傳言的背景原因，更不容忽視。某位對華人天主教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慈善機構當事人（本文以「甲」稱之），每次立法會選舉都出來選舉，明知是選不上也甘之如貽。其實，其客觀上的功能，是在於分薄反對派候選人的華人天主教友選民的選票，哪怕是未能將之「拉下馬」，也要讓其不能享受「高票當選」的榮耀，在立法會中享有「高度民意」。

　　但在四年前的這一屆立法會選舉，另一個對華人天主教友也具有很強影響力，而且也曾當選過一屆立法會議員的人士（本文以「乙」稱之），以甘當「人梯」的精神，自願作為「光輝五月」初次參選者的搭檔並排在第二位。但就在此「關鍵時刻」，「甲」卻「急流勇退」了，未能對由「乙」烘托的「光輝五月」候選人產生「分票」作用，使其首次參選就高票當選。儘管說，「甲」的支持者多是華人天主教友中的年長者，「乙」的「粉絲」多是華人天主教友中的年輕人，可能不存在「重疊」關係，但在「甲」已棄選，而其支持者不願將手中的選票投給非天主教友候選人的情況下，也就只能是流向「乙」的票盤。

　　「甲」為何會棄選？當時社會上眾說紛紛。其中一種說法，是其所主持的慈善機構，在原主持人某神父逝世，缺少了「國際資助」的渠道後，就是依靠特區政府的「購買服務」的形式，給予提供資助。但後來可能是有某些項目的資助訴求得不到滿足，另外也因為特區政府對諮詢組織進行改革，每人最多只可出任三個諮詢組織的成員，而導致這位曾經擁有雙位數諮詢組織「頭銜」的「甲」，一下子「喪失」了好幾倍的「頭銜」，心中也有不快，因而以棄選來表達。

　　今年選舉又來了，「乙」仍將再接再厲，而且在另兩名反對派大將或將棄選的情況下，倘「甲」仍然棄選，「乙」就可能會如虎添翼，使得「光輝五月」團隊再增一席。或許，節省了幾個小錢，所造成的政治損失卻不可計量。這是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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