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文．蘇布拉曼尼

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日蝕：生活在中國經濟霸權的陰影之下》一書的作者。

德瓦什．卡普爾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H．尼茨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南亞研究教授，《世界銀行：前半個世紀》的合著者。

發自新德里—邊緣群體在政治、金融和文化的權力走廊中缺乏代表的問題正日益引發全球關注。知識賦予權力，所以誰來創造知識非常重要。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名言：「如果能讓我編寫一個國家的教科書……我才不在乎誰來編寫那個國家的法律呢。」

發展經濟學致力於改善低收入國家數十億人的福祉，但全球發展中國家在該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不幸的是，少數富裕國家機構將這類權利據為己有並導致了嚴重後果，而且整個問題似乎愈演愈烈。

以《發展經濟學雜志》這份該領域研究論文的一個主要發表刊物為例。該雜志的專職編輯及十名合作編輯都不是來自發展中國家，而其69名助理編輯中只有兩名來自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來自非洲和亞洲。

還有世界銀行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年會，2019年的活動是慶祝創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75周年，但77名與會者中沒有一個來自位於發展中國家的機構。而我們對發展經濟學年會30年歷史的分析表明，在會議論文撰寫者中只有7%來自發展中國家機構。

由於越來越多地使用隨機對照試驗來檢驗低收入國家具體減貧幹預措施的有效性，這一長期存在的代表性不足問題正在被放大。雖然隨機對照試驗運動在凸顯發展經濟學嚴密證據要求方面功不可沒，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排斥性後果。

以隨機對照試驗為導向的經濟學家憑借其當之無愧的學術聲譽就任於世界知名學府和研究機構，並在頂級經濟學期刊的編委會任職，而這種關鍵把關角色又賦予了他們議程設置權。舉個例子，20年前發展經濟學領域幾乎沒有基於隨機對照試驗的論文，但據我們分析在2020年時這些論文已經占據了主要期刊文章的40%左右。

而排斥則是隨機對照試驗運動本身的特點。在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發展相關隨機對照試驗研究中心——阿卜杜勒．拉蒂夫．賈梅爾貧困行動實驗室——的近225名附屬教授中只有約5%常駐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來自東亞地區機構的代表。此外開展隨機對照試驗成本極高，這意味著減貧研究——以及對它的資助——越來越集中在那些最富有的大學（貧困行動實驗室就成立於麻省理工學院）。

事實上，實施隨機對照試驗的花費可能達到每篇論文數百萬美元，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很難在不屈從於富裕機構學術正統思想的情況下對本國進行研究。如果這些研究人員不實施基於隨機對照試驗的研究，就幾乎沒有機會在一流期刊上發表論文，還可能被視為二流學者。即便相應放寬對作者身份的解讀，我們的分析依然表明發展中國家機構在2020年六大經濟學期刊基於隨機對照實驗論文中的占比不到10%。

而更微妙的成本則涉及研究的優先級。相對較弱的發展中國家政府與聲譽和財力宏大的知名研究人員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權力不平衡；低收入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眼中的重要內容也與學術界認為值得在頂級期刊上發表的內容之間存在沖突。這些因素必定會為富裕國家的研究人員帶來高額私人回報，但發展中國家政策制定者所獲得的公共回報卻微乎其微。

無可否認，那些精英機構中的發展中國家學者都為發展經濟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他們所在機構文化的激勵機制和優先地位都發揮了強大作用。

最後一項代價與一種被忽視的知識類型有關。一些非常成功的經濟體——包括韓國、台灣、中國、越南，毛里求斯及博茨瓦納——都並非依靠隨機對照實驗來改變自身命運，使其大量人口擺脫貧困。然而這些國家的學者一般都不在主要期刊的編委會任職，也不在發展經濟學家的會議和研討會中佔據重要位置——這種遺漏對於實現史無前例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尤為明顯，仿佛這些國家的發展成功就沒有任何經驗可供借鑒似的。

為了防止發達國家對發展經濟學知識創造的壟斷，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貧窮國家已經讓出了主導權，而前者的精英機構則將其據為己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資金和政治幹預而嚴重破壞了自己的大學和知識生產系統——政治幹預在社會科學領域尤為有害。除非它們採取補救措施，否則就將繼續承受全球不平衡的後果。

我們還必須聆聽小說家石黑一雄在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辭中的教誨，他在演講中敦促擴大「我們共同的文學世界以涵蓋更多來自第一世界精英文化舒適區之外的聲音」，這意味著要「更加奮力從當前仍然不為人知的文學文化中尋找瑰寶，無論作家是生活在遙遠的國度，還是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社區內」，同時「密切留意不要把我們對優秀文學的定義定得過於狹隘或保守」。

如果用「發展經濟學」去代替「文學」的話，石黑一雄的警告為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建設性的糾偏行動議程，也表明多樣性和更廣泛的代表性才是防止精英俘獲導致的知識狹隘的最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