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近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發生在一個當今許多最緊迫挑戰（包括氣候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從根本上都是需要全球解決方案的全球性問題的時期，而那些疫苗匱乏國的民眾——其實就是生活在發達經濟體和中國之外的全球三分之二人口——所醞釀的憤怒可能很快會反過來困擾一眾富裕國家。

美國總統拜登解決美國不平等問題的宏偉計畫是值得歡迎的，但前提是政府能夠通過增加稅收或推高增長來支付其長期成本——當然這兩點能否實現還是未知之數。規模較小但依舊重要的下一代歐盟計畫（該計畫旨在幫助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歐盟成員國）也是如此。

生活在發達經濟體中的那16%人經歷了一場艱苦的疫情，如今正盼望著一場復蘇，而擁有全球另外18%人口的中國則是第一個實現反彈的主要經濟體，這主要歸功於其更好的流行病準備工作和更強大的國家新冠病毒遏制能力。

那麼其他人呢？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所強調的那樣，全球當前存在著一個危險的分野。駭人聽聞的印度新冠爆發潮很可能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未來狀況的預演——那些地方的貧困率都出現了暴增。至少在2022年年底前大多數國家都不太可能恢復到疫情前的產出水準。

直到最近，21世紀對發展中世界來說一直是個看似遠比1980和1990年代更可能趕上發達國家的故事。但當富裕國家忽然意識到遏制疫情和迫在眉睫的氣候災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發展中經濟體的努力時，新冠危機卻已經襲擊了那些較貧窮國家。而在這個被疫情揭示的全球不平等現象激怒的世界裡，遏制恐怖組織和無賴國家行為者所需的合作就更沒法提了。

更糟糕的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包括新興市場——是背負著急劇增長的外債進入這場疫情的。隔夜貨幣政策利率在發達經濟體中可能是零或負值，但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平均高於4%，而發展所需的那種長期借貸則成本更為高昂。包括阿根廷、尚比亞和黎巴嫩在內一些國家已經違約。當不均衡的復蘇推高全球利率時，可能會有更多的國家出現違約。

因此那些較貧窮國家哪裡有錢採購新冠疫苗和出臺救濟措施，更別提向綠色經濟過渡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面臨著尋找解決方案的巨大壓力，但至少在解釋這個問題方面做得很好。然而這些組織都缺乏處理這種規模的挑戰所需的財政結構。新分配的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資產）可以在短期內有所幫助，但這一工具過於粗糙且設計不當，無法常規反復使用。

二戰結束後成立的佈雷頓森林機構主要作為貸款者而存在。但正如富裕國家在疫情期間直接給本國公民打錢那樣，發展中經濟體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待遇。更高的債務只會加劇疫情後可能出現的違約狀況，尤其考慮到確定各種公共和私人貸款者的償付優先權方面所存在的困難。對此斯坦福大學教授傑瑞米．布羅（Jeremy Bulow）和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直接贈款比貸款工具更乾淨俐落，因此也更為可取。

那麼該怎麼做呢？首先，富國需要為發展中經濟體免除疫苗接種費用，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為多邊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畫（COVAX）提供全部資金來實現。與富裕國家為減輕疫情對其自身經濟影響而花費的數萬億美元相比，計畫所需的數十億美元費用簡直微不足道。

先進經濟體不僅應當支付疫苗費用，還得為疫苗的輸送提供大範圍補貼和技術援助。考慮到許多原因，尤其是鑒於必將在未來爆發的下一場疫情，這將會是一個比從疫苗開發企業那裡攫取智慧財產權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那些準備花費數萬億美元發展國內綠色能源的發達經濟體應該能每年拿出幾千億美元支持新興市場的同類轉型。這類援助資金可以通過碳稅來籌集，且最好由世界碳銀行這個專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去碳化的新全球機構作為仲介。

同樣重要的是發達經濟體應保持對全球貿易的開放姿態，因為這正是各國不平等狀況得以收窄的主要因素。各國政府解決國內不平等問題的手法應該是擴大轉移支付和社會安全網，而不是設置一些使非洲和亞洲數十億民眾陷於不利地位的貿易壁壘。同時這些民眾也將從世界銀行下屬援助部門——國際開發協會——的大幅擴張中受益。

解決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或許是眼下的政治需要，但消弭更為巨大的國家間差距才是21世紀維護地緣政治穩定局面的真正關鍵。

肯尼斯．羅格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