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增長改變了一切。在勞動力數量緩慢增長且已經存在巨大資本存量的發達經濟體中，生產力通常會佔據產出增長的一大部分。這意味著提高生產力是改善經濟表現的最直接快捷方式。舉個例子，倘若將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從新冠疫情爆發前那五年的0.5%提升到2%，該國的GDP增長率就會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2023至2026年均1.5%增加一倍。

如此快速的生產力增長並不是沒有先例的。它幾乎與美國商業部門在1996至2004年期間的增長完全吻合——也就是那個批發、零售和金融領域都採用了創新數位流程的所謂新經濟時代。

試想生產力如能再次以上述速度增長，那麼所有好事都會隨之而來。當前的收入水準需要兩代人的時間才能翻倍，但在新生產力增長率下只需一代人就能實現。政府會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小的預算赤字，負債相對GDP比率的分母增大，進而有機會穩定甚至減少債務負擔。當然，問題在於我們一直無法複製新經濟時代的快速生產力增長。

那麼當前的新冠疫情會改變這種狀況嗎？麥肯錫公司這類樂觀主義者認為遠端工作的興起證明企業正在更高效地組織自身業務。人們正在重拾操作自動化，就連一直抵制機械化的肉類包裝企業也投身其中。疫情刺激了網上零售交易的轉換，遠端醫療的興起，就連我本人所在的教育行業也開始採納各類技術。所有這些都有望實現效率的進一步提升。

但同時也存在另一些更令人擔憂的趨勢：對數位技術的投資都集中在了大企業，小企業正在被拋離，而大企業所享有的更強大主導地位則意味著更少的競爭以及更小的市場領導者創新壓力。

隨著實現新冠病毒群體免疫的可能性日益降低，餐飲酒店業只能在一段長時期內承擔更高成本。如果你的家鄉重新開放了室內餐飲，你就會注意到儘管就餐面積與以往相同，但餐館的餐桌擺放沒以前那麼緊湊了，飯菜的量也更少了。

科學進步——以基於RNA的新冠疫苗的快速發展為典型，同時也擴展到超材料、人類基因組、納米技術和人工智慧領域——是人們保持樂觀的最根本原因，但維持悲觀的最根本原因在於這些進展很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在生產力統計中展現出來。

以1918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為例，它是在內燃機的技術進步和亨利．福特開發出裝配流水線之後發生的。在疫情之前人們還發明了超外差接收機，使得美國無線電公司（也是那個時代的領先高科技企業）可以銷售能夠從更遠距離接收信號的無線電裝置，同時一戰期間研發的化學工藝也降低了化肥成本，這對農業部門是個利好。

雖然1920年代的生產力增長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加速，但得等到1930年代才能感受到全面的影響。企業利用大蕭條期間的停工期來重組生產，而那些重組能力最弱的企業則退出了市場。政府投資修建道路，使分銷行業的生產力在卡車運輸這個新興行業的助力下得以提升。最終還得經歷十多年時間才能看見上述創新——其中一些在1910年代就已面世——出現在生產力統計中。

這種長時間的延遲給出了兩個重要的教訓：首先，在實現更快生產力增長之前可能會存在某種滯後，預算制定者和中央銀行應對此做出相應規劃；其次，政府可以採取措施以確保加速增長儘早開始而不是推遲。在1930年代這意味著投資于道路和橋樑以推動卡車運輸。當前則意味著投資于寬頻網路建設，讓整個經濟都能借助數位化的效率優勢獲得好處。

美國總統拜登顯然也押寶在了更快的生產力增長上，因為這是唯一一個可以使他的」和「美國家庭計畫」所產生的4.1萬億美元額外支出與一個比不存在疫情時最多縮減了1萬億美元的經濟體相匹配的方法。而對於那些憂慮經濟過熱和通脹的人來說，更快的生產力增長也是打消這類想法的唯一合理依據。

而削減基礎設施支出的做法顯然適得其反，這只會導致生產力增長的前景在短期內出現惡化；削減兒童早期教育支出也是如此，因為這將損害長期前景。因此你越是關注在實現更快生產力增長之前出現的延遲，你就越應該強烈支持用稅收資助拜登支出計畫的做法以避免出現過熱的狀況。

巴里．埃申格林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他撰寫了多本著作，最新出版的一本是《民粹主義衝動：當今時代的經濟不滿和政治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