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上期講到著名清末平民教育家陳子褒的學生李應林，他讀畢子褒學校後，昔逢教育家鍾榮光將「格致書院」從澳門遷址廣州，並闢地開辦嶺南學堂，李應林因為陳子褒關係認識鍾榮光，於是就跟隨鍾榮光到廣州升讀嶺南學堂，成為嶺南學堂最早期學生之一。1914年，李應林畢業於嶺南學堂，進入了該校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任學生部助理幹事。3年後，李應林得青年會及同學的幫助赴美留學，入讀奧柏林大學繼續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涯，並順利取得了奧柏林大學文學士學位，之後返回廣州繼續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任學生部主任幹事。不久後，李應林兼任社會服務部工作，再又兼青年會的中學校長。李應林很關心政治，投入社會運動，1925年5月史稱「五卅慘案」中，李應林當時就發起了教會學校學生進行抵制日貨宣傳。之後，歷史上稱這起事件為「沙基慘案」或「六二三事件」，當時槍聲甫停，李應林即趕到現場，辨認屍體，並蒐集證據，編印《六月廿三》小冊子，分贈各界，該小冊子之後被譯成英文、出版英文版本遍寄各國，以控訴英法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
在「沙基慘案」發生後，粵港兩地的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同年6月至10月，轟動世界的「省港大罷工」在香港和廣州爆發，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工人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廣州國民政府支持和組織下，離開被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返回廣州生活，以行動向英國帝國主義說不。當時廣州政府由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工人部長廖仲愷的主導下，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下設各部門主持罷工，成立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對香港實施封鎖交通運輸，禁止糧食輸出香港及經香港之貨物入口。在短短不足一個月時間，已有近14萬人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佛山等地。
當時，李應林同罷工總部領導人屬於共產黨員、青年會職工研道團的導引團成員的蘇兆征、曾子嚴等人聯繫，組派人員到罷工總部（東堤東園）為罷工工人服務。李應林並一再向罷工工人演講，宣傳反帝愛國。在這場反帝運動之中，李應林支持青年會工人成立廣州市雜務工會第十九支部，該部是共產黨領導的廣東全省工會聯合會所屬下的組織，並撥出地方為工會提供活動場所。
經過這一連串轟轟烈烈的反帝主義的運動，外國人在華勢力重受了嚴重的打擊。西方人士在華主要進行思想宣傳和文化教育的教育事業亦受到了影響，不少教會學校受到了波連，華人教師和學生發起的罷教、罷工、罷課直接衝擊學校的運作，收回教會教育權的呼聲高漲。一些基督教「西差會」鑒於中國人民反帝運動形勢的發展和為了有利於基督教的傳播，於是逐漸把教會管理移交給華人負責，外國傳教士退居副職或當顧問，這樣就促使了基督教在華的本土化運動。當時許多教堂及教會辦的學校、醫院等都移交給華人基督徒管理，並出現了一批自養堂和半自養堂，即教堂經費由教堂自籌或由外國差會部分補貼。
當時設在美國紐約的嶺南大學董事局，在此時的反帝國主義浪潮衝擊下，亦不得不採取華人本土化，將管理權改弦更張，1926年間，紐約嶺南大學董事局派出代表商談交回華人自辦及改組嶺南大學辦法，並訂立合約。合約的主要內容主要是紐約董事局在嶺南大學設立美國基金會，設執行秘書，以顧問為名，實際上在幕後把持嶺南的校政；嶺南的全部校產，由基金會保管，由校基會向美基金會以每天一元的租金「租」來辦學之用。如果不繼續辦學，嶺南就要將所有房地產得歸美基金會保管。嶺南校董的名額保持四份之一由美國人擔任，此時嶺南大學由副監督鍾榮光擔任校長，並聘請李應林為副校長。

澳門學生李應林系列之二
李應出任林嶺南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