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上期講到著名清末平民教育家陳子褒的學生李應林，在1937年6月，他成為嶺南大學的第八任校長。之後，日本展開全面的侵華行動，局勢動盪。他兼顧了嶺大不因為戰爭而停學和學生的安全，於是決定搬校，先後將嶺大搬到香港，並將農學院搬到粵北的韶關。隨著香港亦淪陷，他又將香港的嶺大搬到韶關曲江縣仙人廟大村，於是該村被改名為「嶺大村」。他帶領師生，在軍人的支援下，將簡陋的竹棚採用當地常用修繕棚屋的方法，快速地將竹棚其改建為臨時課室，並增加了圖書館、科學館、課室、膳堂、男女生宿舍等設施，力保大學教學工作繼續進行。由於戰亂糧荒，李應林派人到湖南用盡方法商購大米，在找不到足夠的搬運工的情況下，他發起師生在車站搬運大米，嶺大師生們徹夜搬運大米的情景被記者報導，受到全國的關注。這間臨時的學園運營了約3年，隨著日本戰敗投降，1945年10月31日，嶺南大學搬回廣州原校園，正式復課。
李應林在日本侵華期間帶領嶺南大學師生捱過了戰亂，但在復課後又面對了政治方面的壓力，其中一個原因是李是一個有濃厚的西方民主色彩的人，他包容不同政見的人，在學校任用反蔣及親共的老師、加上他和孫中山長子孫科交情甚深，在當時需要政治靠邊站的社會環境，都受到了政治上的壓力。
當時抗戰勝利後次年，李應林在孫科屬意及前嶺大校董會主席、時任聯合國駐廣州救濟總署副署長的香雅各支持下，兼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州分署副署長。當時署長是凌道揚，不久後凌辭職，由李應林繼任署長。因此在政務與管理學校上出現顧此失彼，不能專心致志於嶺大校務。當時，政治氣氛激烈，校務出現種種困難，而引起部份校董對李應林不滿。
根據楊逸梅在《廣州文史》一篇名為《李應林時期的嶺南大學》的文章，寫出李應林離職的原因。楊逸梅在文中透露，1948年，嶺大發生了數宗不愉快的事件，包括有守舊而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懷疑遭學生推下樓梯以至受傷而引起併發病而亡（蔡輝甫案）、嶺大學生被指參與火燒英領事館案，這些校董會都將矛頭指向了李應林，指他管理不力。1948年6月，李應林不堪來自各方的壓力，辭去校長之職。
李應林之後出任青年會全國協會華南區幹事，1949年又兼任廣州青年會會長職。1949年夏天，廣東省東西北區三江水災，當時從南京遷來廣州活動的國民黨內政部長李漢魂，指使廣東省基督教團體，利用美國經濟合作署專款，成立粵港澳水災救濟委員會，李被選為救濟委員會主席。廣州解放前夕，李應林遷居香港，但在1950年曾回過廣州參加青年會基本會員年會及同年三月青年會決策會議。1951年，李應林連同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香港聖公會領袖何明華一起，把美國基金會付給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助款，在香港設立崇基書院，代表基督教在華發展高等教育傳統的延續。該書院於1963年和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而成為今日的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現時仍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屬下一個學院。李應林在設立崇基書院後出任院長之職，直至1954年8月，李應林因病逝世。為了紀念李應林，香港中文大學將其中一幢學生宿舍命名為應林堂。
李應林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有力貢獻，尤其是在戰時堅持辦學的精神，是當時黑暗時代的一盞燃點希望的照明燈，他的主要著作有：《日本與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利品》、《蘇聯觀感》、《廣州勞工狀況》、《廣東情勢》、《琪蘭博士名著》、《勞工論》等。

澳門學生李應林系列之七
李應林受到各種壓力辭去嶺大校長之職

早期的崇基書院（互聯網圖片）